首页 -> 1999年第10期
萧军拳打张春桥
作者：■ 张毓茂
鲁迅逝世后，萧军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曾将新出版的《中流》、《作家》、《译文》等刊物，在鲁迅墓前焚化。这些刊物都是鲁迅先生生前关怀和支持的。新出版的这些刊物上面刊有对鲁迅的纪念文章和照片。当然，萧军并非有神论者，他这样做，实在是人在极度悲哀时的一种身不由己的行动。
然而，此事却被狄克一伙看见了。于是他们便在《文坛消息》上写文章漫骂萧军是“鲁门家将”，是鲁迅的“孝子贤孙”，烧刊物是迷信愚蠢的行为……等等。那么，狄克又是何许人呢？今天已经真相大白了。他就是张春桥。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他还算不上一个作家，确切点说他只是反动组织“华蒂社”的成员。他伙同马吉峰从山东跑到上海，投靠文化特务崔万秋。为了欺世盗名，常在崔主编的《大晚报》上发表些貌似“左”倾的小文章。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轰动文坛时，一些反动文人掀起恶浪，漫骂围攻，矛头直指鲁迅。张春桥也秉承主子的旨意，化名狄克，破门而出，以“左”的面目来诋毁鲁迅和《八月的乡村》。他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借用斯大林的名言，指桑骂槐，攻击鲁迅赏识《八月的乡村》是无原则的吹捧，攻击《八月的乡村》是一本不真实的书。这些谰言，在当时混乱的上海文坛，是有一点欺骗力的。鲁迅先生一眼就看穿了狄克的用心，当即写了著名的《三月的租界》一文，揭穿了狄克们躲在上海租界里唱高调的险恶和伪善的嘴脸。萧军也写了《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加以反击。鲁迅和萧军及时有力地回击，使得狄克们暂时龟缩起来，等待时机，以便反扑。
现在，他们看到时机到了，便开始了新的攻击。萧军当时很气愤，觉得同他们打笔墨官司实在没味道，不如用拳头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萧军很快就找到了狄克和马吉峰那小报编辑部，进门劈头就问：
“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你要怎么样？”狄克的同伙大个子马吉峰站出来应战。”
“好样的，有种！”萧军轻蔑地笑笑，然后直接指着他的鼻子说：“我没有功夫写文章同你们纠缠。听着，我就是要揍你们，你们若能打败我，以后随你们骂去，如果打不过我，就请免开尊口，否则决饶不了你们！”
“好吧，奉陪！”狄克居然故作镇静，说：“请你定时间、地点！”
“明晚八点，徐家汇南草坪！”萧军说完扭头就走。
第二天晚上，萧军准时来到决斗地点，同来的有萧红和聂绀弩。草坪附近是一片稀疏的杂木林。北边河面上有两条带席篷的木船在缓缓地滑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不一会儿，狄克等果然应约来到，马吉峰仗着自己身高力大，冲着萧军拉开架势，气势汹汹地喊：“姓萧的，请！”萧军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因为萧军较量过的对手实在太多了。从马吉峰那虚张声势的模样，就断定他没什么真本事。果然几个回合，萧军看准漏洞，顺势一个扫膛腿，“扑通”一声，马吉峰便跌了一个仰面朝天。马吉峰恼羞成怒地爬起来抡拳向萧军脸上打来，萧军灵巧闪过；马吉峰第二次扑来时，萧军就不再躲避，一拳挡开马吉峰的胳膊，大喝一声，一掌猛击马吉峰的前胸，只见马吉峰踉踉跄跄退出一丈多远，一屁股坐在地上，萧军上前用脚踏住他，又补上两拳。马吉峰被打得“嗷嗷”喊叫，连连告饶：
“萧先生，我，我认输……”
“还写不写那种狗屁文章？”
“不敢了，不敢了！”
萧军还想再问下去。这时一个法国巡捕，提着警棍，气喘吁吁跑过来喊道：“喂，你们在干什么？”
还未等萧军回答，机灵的聂绀弩连忙迎上去说：
“我们练习中国武术，现在练习摔跤呢！”
“摔跤？……”那个洋巡捕打量着萧军和爬在地上的马吉峰，又看萧红和狄克，怀疑地晃晃脑袋。狼狈不堪的狄克和马吉峰正苦于无计脱身，见洋巡捕来了，便频频点头，然后一溜烟跑了。
萧军目睹眼前的情景，不禁开怀大笑。
这次武斗，立即在上海文艺界传开了。狄克等人到处散布萧军如何野蛮，如何匪气十足，等等。本来文艺界有些人对萧军粗犷豪放的作风就看不顺眼。鲁迅先生生前曾在口头和书面中对萧军的言行和作风讲过一些很精辟的看法。鲁迅一再提醒萧军遇事要“时刻提防”，担心他的轻率鲁莽。遗憾的是，萧军一生始终未能克服鲁迅所担心的轻率鲁莽，以至在延安，在哈尔滨，发生那些事件时，他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对事件的激化发生了重要作用。萧军晚年回顾说：“多少年来，我本人是被某些人宣称为‘好打架的人’、‘不好惹的人’……其实我何尝‘好’打架！打起架来并不比吃肉更愉快些。但我也不否认，比起某些不‘好’打架的人，平生以来确是打过若干次架的。我打过国民党特务，打过流氓，也打过仗势欺人的旧军官、旧警察……直到现在已七十余岁了，有时‘路见不平’还要‘挥拳相助’呢！因此我每次上街家人们总要再三嘱咐我：‘年纪大了，别管闲事，别和人家打架……’无奈自己的‘积习’难改。我也充分明白自己这‘匹夫之勇’是没有多大价值，严格说来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这，算是萧军式的关于“打架”的自我总结吧！
险遭特务绑架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抗战不力，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的军队长驱直入。上海、南京孤城危悬，一些机关、企业以及大批逃难的民众，开始向武汉方面撤退了！九月上旬，萧军和萧红同难民一起逃出上海，他们挤在一艘破旧的轮船上，心中有说不出的忧伤，看着满船的伤兵和难民，扶老携幼，呼儿唤女。伤兵们痛苦的呻吟和叫骂，使萧军、萧红产生撕肝裂胆的痛楚。经过五天的颠簸，二萧才到达武汉。好友、青年诗人蒋锡金在码头上迎接了他们，并将自己的两间房子腾出一间给萧军夫妇。三个穷苦的青年作家在一起，各自埋头写作，帮助胡风、绀弩编辑《七月》。围绕这本杂志的作家和诗人，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萧军这时正撰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在《七月》杂志上连载，被评论家赞为“庄严的史诗”。萧军同时还在《七月》上发表了《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不同的献祭》、《谁该入拔舌地狱？》、《“不够朋友”论》、《“重赏之下必有……”说起》、《踏过去》等锋芒犀利的杂文，控诉日寇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活动，鼓舞抗日军民的斗争。萧军以《我们要怎样活下去》为题，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并不遗余力地参加了各种有关救亡抗日的社会活动。
大约在南京失守后不久，蒋介石政府通过法西斯德国公使牵线，秘密同日本议和。消息走露后，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弄得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于是由国民党的中宣部出面，召集在武汉的京津沪粤湘鄂的文化人开会。会上，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为投降活动辩护说：“现在报刊上出现‘议和者即汉奸’的标语。对此提法，兄弟实在不敢苟同。从古至今，有战必有和；哪怕是百年战争，也不能只战不和。所以要看怎样的和，如果和了对民族不利，那就不能和，还要打下去；如果对民族有利，就应该不失良机，及时而和；不然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民族国家的千古罪人！兄弟愚见，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汪精卫这一套卖国和平论，全场为之愕然。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拍案而起，走上台说：“我洪深是江苏武进人，为了抗战大业，我已作出了许多牺牲了，家报传来，祖宅被敌炸平了，父母被炸死了，我都咬牙忍受了，因为人人都为抗战大业作出牺牲，并非牺牲者只有我自己。现在敌人大军压境，人家的刺刀已经扎在我们胸口上，不投降就得死拚，哪儿来的和平，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洪深先生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紧接着是邓初民先生讲话。老先生声如洪钟，义正辞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谬论。这时，汪精卫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向会议主持者请求退席，并回身向会场连连点头，说：“兄弟还有点事，各位继续发表高见，兄弟早退一步，失陪，失陪。”说着鞠了个躬，就溜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个头目红头涨脸地说：“诸位言之过激了。我衷心拥护汪副总裁的训示。和平之路未绝，吾人当尽力争取……”萧军忍无可忍，便刷地站起来，拉着萧红和锡金说：“我们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对那个正在口沫横飞的国民党头目骂了一声：“狗叫！”全场一片哗笑。
萧军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性格猛烈如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行径，恨之入骨。当然，他也不大考虑什么斗争的策略，有点赤膊上阵的劲头。因而国民党反动当局自然把萧军作为迫害的对象。开始是恫吓，以后又是拉拢，但萧军照旧我行我素，完全置之不理。
果然，反动当局动手了。十二月十日，萧军的住地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领头的一个人相当客气地对萧军说：“萧先生，有几位熟朋友请您去吃饭，蒋锡金先生已经先到了，这是蒋先生给您的便条。”萧军接过条子一看，发现字迹虽似，但并没有什么请客吃饭的事，只是锡金的一个签名。萧军判断锡金已被他们绑架了，不由怒火中烧，把便条撕个粉碎，冷笑说：
“诸位太不高明了。要抓人，就掏枪吧，何必玩这种骗人的把戏！”
“哪里，哪里，”为首的特务满脸尴尬地笑，仍想把戏演下去，“萧先生别误会，大家无非交个朋友嘛！”
“滚，你们这些狗东西……”萧军厉声大喝。
“你他妈别不识抬举……”又一个小特务骂骂咧咧挤上来，萧军不待他说完，劈面猛击了他一拳，这家伙踉踉跄跄倒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上……特务们立即喧闹起来，一拥而上同萧军撕打，这正中萧军下怀。萧军就是要把事情闹得公开化。果然，正在格斗当中，当地警察分局的警察赶来了，他们只当打架斗殴，把双方一古脑儿都带到警察局。虽然把萧军拘留起来，但由于事情弄得尽人皆知，特务也不好下手了。
胡风、萧红等赶快把情况报告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亲自出面据理交涉。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形势，只得把萧军和锡金都释放了。萧军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自卫措施是：
武器——牛耳尖刀一把，经常置于衣袋中。
资本——脑袋一颗。
方法——“两手换”：要么，你杀了我，或把我送进监牢；否则就让我工作下去。
萧军这种独特的斗争方式，虽曾被人讥之为“耍流氓”……然而，其中也包含着对敌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绑架风波后，萧军在武汉的处境更加危险了，随时都有遭到暗害的可能。恰在这时，出现了山西军阀阎锡山联共抗日的局面。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大批共产党人被派到山西，促成了阎锡山仿效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在临汾办起一所民族革命大学。校长虽由阎锡山挂名，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1938年1月，民族革命大学派李公朴先生到武汉招收学员并邀请进步文化人前去任教。于是，萧军和萧红便应李公朴之约去了临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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