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实践
作者：■ 杜润生
1959年10，农业部有一份报告说：5、6、7月间，农村中间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其中举出甘肃包产到户的例子。随即中央转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在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主张生产和生活组织规模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一再宣扬“人和土地发生感情”，认为集体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因此提出包工定产到户，并在该地区内强制全面推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背着地委到各县推行包工包产到户。
19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一度制止住了包产到户蔓延，但各地总有死灰复燃的努力。如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1960年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一块块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就地分粮”。1961年下半年在全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1961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说：“在一些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有些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式家庭作业。
广西各县不少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如龙胜县即有42%的队已包产到户。有人说远看1953、54年，近看自留田。都比集体搞得好。
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
湖南的“单干风”时起时伏，1961年春耕时出现一次，秋收时出现一次，1962年春耕生产时又出现一次。据全省初步统计，有5.5%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为了生产自救，湖南省委决定在1961年冬季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
1962年，河南在省委支持下实行了“借地”，一开始只在部分地区，随后普遍实行，每人可借地五分至一亩不等，借期三到五年，借出土地约为20%左右。在山西也存在多种形式的分户经营现象。
陕西省清涧全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提出“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据1960年初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以及把牲口、农具下放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近10%。
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据统计约占20%，或说30%左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安徽从1960年底开始省委不得不采取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时受到一个老农刘庆兰的启发，他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来种，得到省委认可。从此就在书记曾希圣支持下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实验。当时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田”。从1961年3月开始推行，但到4月已有39%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其后屡经制止；到7月又有不少地方自动采用，使比例增加到67%，到10月竟增加到85%。1962年初，开始“纠正”责任田，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初全面“改正”。
在纠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他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58-60年，太湖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61年初，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荒、逃、饿、病、死，一瞬间基本改变。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闻。在改正责任田时，农民说：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我们国家任务一两没有少，大小队都有机动粮 。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照样提取，这有什么好呢?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队长一个挑，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就要实行的小队核算，农民说：57年以前就实行过，也有问题!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存在矛盾，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问题多多，怎么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都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互助合作，最好就是实行责任田制度。
尽管中央做出决议，发出人民公社60条，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定为一条三八线，不准再退。但许多地区都反映普遍出现社队出勤认降底，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社员装病、装瞎子；干活磨洋工，锄地偷懒，“前边锄，后边荒，猫盖屎，草上飞”，以及私分偷粮等现象，预示了苏联集体农庄形式难为中国农民自愿接受。
1962年剧变
1962年，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之前，会前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出现不同声音，如李富春向中央上书推荐安徽责任，刘少奇说：“单干比不干好”，陈云听到有人反寻，当即表示：何必急急忙忙地反对，让它试验几年再看好不好?邓小平表示赞成，邓子恢更早就是热情支持者，会议期间几度当面和毛据理力争。
但主宰形势变化的还是毛泽东的意向，毛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有某种变化，对陶铸、王任重关于广西龙胜包产到户的报告做了批示：“报告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不久以前见之于文字的表述。毛对安徽的试验是有保留的支持，当时安徽搞责任田时曾希圣曾请示毛，毛：可以是，不对了作检讨就是了。田家英建议推广包产到户，毛问：是否还有统一经营?田未作正面回答。1962年8月，毛对钱让能的信和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给他的信《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一开始都没表态，实际上是很有意见，他就说过：胡开明，真是胡——开明。
毛当时是以统一经营存在与否，作为标志区分单干和合作的。他认定小农经济过去是封建社会赖以维持的基础，而推翻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必须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根绝小农私有制。1958年，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里，毛又加写了建立一支“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农业产业军”。所以他内心是主张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反对包产到户。在八届十中会会上，感觉到先有西楼会议上刘少奇放任右倾言论，后有一些中央领导附和安徽包产到户，最后是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为包产到户据理力争。毛断定这个时期有股单干风、黑暗风。加上彭德怀发万言书，有人写陕北刘志丹革命小说中有高岗情节，是挑起翻案风。三风袭来，下有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上有它的党内代理人，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因此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
但是，尽管包产到户倡导者受到严厉的批判，包产到户还是顽强地坚持存在，一直到改革开放，在领导与群众两方主动的条件下，被确定为党的政策普及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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