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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续）
作者：■ 贾兰勋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环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曾经无比神圣的殿堂失去了它应有的庄严。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每一天的清晨醒来,你似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上流行的是造反有理!一天马尚志(警卫处副处长兼二组卫士长)对我们说:外面的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你们也要成立战斗队嘛。于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了。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势头,想置身其外,也是很难的。我们成立的战斗队开始是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即保卫毛泽东造反队。第二天我们贴出海报去,一看不行,因为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不能跟人家重了,后来又改成“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因为我们住的是在南海这边(实际上是在中海),以示和他们区别开来。在成立时有的同志选我当队长,我拒绝了。因为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这篇来势汹汹的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少奇同志的代名词,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谩骂少奇同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文中还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文章的末尾还有质问少奇同志的八个“为什么”。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造反队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而今天少奇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这点希望,恰恰表明了他对那种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的批斗形式的强烈不满。有人首先叫他答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特别问到其中“61个叛徒”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清宫秘史 》
是爱国主义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话音刚落,少奇同志就气愤地站起来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是污蔑!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如果这是事实,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和我辩论?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 ……”
说到“61个叛徒”的问题,少奇同志也讲得很清楚,那是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前工作都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得也很勇敢,而他们的刑期大多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考虑到当时日本人如果占领了北平,有可能把这些同志杀掉,所以要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很快答复,批准营救。这就是戚本禹在文中所指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罪行”之一。生活会后,少奇同志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拿给我们看。在事关自己政治人格问题上,少奇同志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较真,毫不退让,而且万般愤慨,溢于言表,这是我们以前所少见的。少奇同志也已逐渐看出江青、林彪一伙的叵测的居心,所以在书面回答我们提出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一段时期来对他“路线错误”的上纲上线也不再一味地接受,并流露出不满:“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上,我们大家还对少奇、光美同志“一·六事件”的草率做法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少奇同志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大量出版“修养”?致使文化革命初期买“毛选”很困难。少奇同志说:“那都是康生搞的!”我记得曾多年跟随少奇同志的厨师郝苗同志说:“我们辛辛苦苦多年为你服务,一心希望你紧跟毛主席,为人民多办事,结果你犯了大错误。”光美同志自我检查说:“同志们确实为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们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但我们有决心改正。”后来我们这次生活会也即批斗的情况简报通过汪东兴送到毛主席那儿,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意见反馈回来,原话是这样:请转告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划清界限,要背靠背地批,不要面对面地批。打这以后,我们再没开过这种会。
抄家
要说以前的批斗还只算是前奏,那么第三次批斗就是高潮了,发生在1967年7月18 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队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 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禄居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 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这时的批斗说实话还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尽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但从思想上还不是太明确,无非还是颠来倒去的那几个问题,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等等,再有就是围攻起哄,而且这次动用了武力。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国家主席的家。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给少奇同志精神上最残酷的打击。之后少奇同志曾多次问过我们,光美同志在哪里?我对他说:就在后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或卧室的北窗户处,向后院里张望。从他焦虑的目光,不安的神情,我感觉得出少奇同志是在担心着光美的安危———一段时期来,她不仅与自己一同遭受批斗,遭受谩骂,还多次被强行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中受辱。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一去不回。因此,他想证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真的还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希望能看到她,哪怕是一个背影也好。但令他万分失望的是,在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下,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发了少奇同志的《参考消息》和部分地方报纸。保健药品被停止了,安眠药品也从此由医务人员控制使用。长期以来,少奇同志需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突然把药降了下来,给他睡眠造成很大困难。被软禁后的少奇同志走到哪里,武装哨兵就跟到哪里。吃饭时跟到餐厅,睡觉时哨兵站在卧室门口,就是上厕所也要跟到卫生间,总之寸步不离。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哨兵的监视,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外,很少去接近少奇同志。有时哨兵按电铃,叫我们去处理他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对少奇同志实行了法西斯式的专政。
“揪刘火线”与八·五批斗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大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嗽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干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这时,不知是谁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的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忙活了一阵儿之后,这些人才撤走。这次批斗之后一直到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就再也没有和家里的亲人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