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帖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续）
作者：■ 贾兰勋
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1月6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批斗少奇同志后的第三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正值班时,电话突然“嘀铃铃”地响起来。拿起一问,对方说是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说刘平平放学回家途中,叫汽车把腿轧断了,需要家长速来签字做手术,不然的话,生命后果自负。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半信半疑,但关系又很重大。告诉光美同志吧,当时少奇同志正处在被批斗的情况下;不对她说吧,一旦真的平平把腿锯掉一条,自己又担不起责任。于是就和也在值班的刘秘书商量了一下,我建议叫就要来接班的李太和同志先去探探情况,之后再报告光美同志。叫来太和,把电话里的情况跟他说清,他很快就骑车去了。随后我就去伙房告诉厨师郝苗同志准备晚饭,同时告诉他平平的事,郝苗把晚饭备好后,和源源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离中南海也不远,出西门,往前走到绒线胡同就快到了。呆了一刻钟左右,李太和把电话打回来了,我刚接起电话问:“你是太和吗?”他说:“是,我是太和。”接着就听电话被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 ? 一会儿,对方有人拿起电话接着问:“你是刘平平家吗?”我说:“是。你是哪?”对方说:“第二人民医院,我是护士。”我问:“什么事 ? ”“刘平平要做手术,要王光美马上来签字。”我说:“我们去了一个同志叫李太和,你叫他接电话。”对方说:“李太和现在正守着刘平平呢,刘平平老闹,不听医生的话。”弄得真真假假的。
因为这时走廊里门都开着,那时电话铃特别响,光美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有响声她都能听到,尽管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我刚接完这个电话,就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光美同志,光美同志一听这消息就惊呆了,眼里噙着泪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我马上强调说等太和同志的电话打过来后再确定去与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警卫局值班室打了电话通报情况,而且请司机备车,做去医院的准备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走廊里发火了,大衣也没穿就说:“马上去医院,马上走。不能因为我让孩子跟着受罪。我犯了错误,不能株连孩子,株连任何人都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的事儿,跟孩子无关。”光美同志有点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们留过话,叫我们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少奇同志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其实,光美同志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车已备好,我叫上另一位卫士小于,给少奇同志穿上大衣,戴上军棉帽,又戴上了个大白口罩,就坐上车直奔医院去了。看得出这一消息对少奇同志打击很大。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少奇同志工作繁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与孩子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他对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很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严父的慈爱与关怀,这在许多关于少奇同志教育子女的文章中特别是少奇同志子女的回忆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这次在他遭批斗的时候,平平出事,就更感沉重和难过了,特别是平平这孩子思想活跃,聪明有才,学习也相当好。一进第二医院的第一道门,就看见在走廊的东侧摆着一个大棺材。一下车,我和小于走在少奇同志的两侧,光美同志跟在后面。这时李太和同志说了一句:“你们受骗了!”源源接着说:“妈妈,人家是捉你的!”光美同志反应特别快,一看有红卫兵,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挺身上前说:“我是王光美,有事冲我来,与别人无关。”同时一拨拉我们,我和小于架起少奇同志,连拉带拽就往外跑。少奇同志此时才反应过来,我说赶快走,赶快走。这时红卫兵上前就把光美同志围住了,还没有人发现少奇同志,等有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上了车,很快就回到中南海了。等我们回到中南海,向警卫处值班室报告时才知道,我们走后,周总理命令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三卡车士兵去第二医院营救少奇同志,我们赶在其前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一听说光美同志被清华井冈山给揪走了,总理又派他的秘书孙岳到清华去交涉,一定要当夜放回光美同志,但造反派硬是不放。最后达成协议:可以开批斗大会,但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要光美同志的衣服,而且专门要出国时穿的旗袍,最后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1月7日清晨,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篇内容就是题为“智擒王光美”的详尽报道。同样,这场骗局和随后的批斗也是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干的。其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光美同志,实际上都是针对少奇同志采取的毒辣手段。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4月份在清华举行的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行给光美同志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侮辱之能事。光美同志不为淫威所屈,坚持原则,对诬蔑少奇同志的许多不实之辞,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使气焰嚣张的造反派理屈词穷,极为尴尬。
第二次批斗
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各路造反派就连续三次,不是闯进福禄居进行骚扰、围攻,就是阴险地设计骗局对少奇、光美同志展开迫害。还未等少奇同志喘过气来,更大规模的批斗又开始了。
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 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
”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这时,以陆行建(秘书局一般工作人员,后为造反组织小头目)为首的一群人,揪住哨兵的脖领子,骂他们是“保皇兵”,并大打出手。闻讯的战士们迅速跑出来加以制止。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后来不知是谁从书房里抬出一张放花盆用的桌子,而且少一条腿,叫光美同志站在上面挨斗,并要她把出国的衣服交出来。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主席接见
从1966年的杭州会议到造反派公开揪斗少奇同志,这中间毛主席接见了少奇同志一次。1967年1月13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118去一趟(118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意。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 ( 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一天我值班,我们聊天就聊出这个事来了。当时会议室又是书房,他说咱俩一块儿找找。我说你在这恐怕找不到,咱这没这个书。因为会议室的书都是公开的书,光美同志下去搞“四清”之后,我们晚上值班,常看,所以我都有印象,他提的这几本书没见过。我说大书房里肯定没有,咱们在小书房找找。少奇同志办公室有一个内部书房,这里都是不公开的书。结果在小书房找了半天也没有。李智敏说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咱们到北京图书馆借去,北京图书馆肯定有。可是,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随时可能闯进来批斗、贴标语,哪还有什么正常的读书时间?
在我们这些卫士看来,少奇同志和主席在工作关系上很密切。他就交代过,要是主席那儿叫开会,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他是不是睡觉,吃没吃安眠药,都要马上叫他。而且到主席那去,什么也不讲究,穿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正睡着觉,起来后头晕晕忽忽的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特别坚决,好像晚到一点就是对主席的不尊重。少奇同志对主席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崇敬和朴素的感情。但平时,他和主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个人来往。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看到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少奇同志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尽管他从心底里对有些问题也想不通,但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地把所谓的“路线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就在这次主席难得的接见中,他再次表明,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他甚至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回自己的老家湖南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并没得到主席的回应,仅仅成为一种善良而又有些天真的愿望而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少奇同志的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也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