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司徒美堂与侨乡土改
作者:■ 傅颐
在台山,司徒美堂很细致地和华侨谈心,询问他们对土改的看法,并作实地的调查,印证他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司徒美堂作过一个计算:粤中共有华侨25万人,侨眷64万人,占粤中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5个半人中有一名华侨或侨眷,
7个人中有1个人是靠侨汇生活。但是许多侨眷有侨眷之名,实际上一年得不到三五百元侨汇,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当小贩、雇工或种地。华侨一般占有土地不多,农村的土地主要还是集中在地主身上,这是土改的重点。华侨本身的土地没有什么可动,即使动,也动得很少。通过谈心,司徒美堂发现华侨对于土地的动与不动问题,倒没有什么顾虑,感情上比较安定。有顾虑的只是怕动了他们的房屋和浮财、衣物。这些事实和他在 1950年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所反映的情况大体相似。
两次下乡,司徒美堂看到了农村的新面貌,生产的发展、妇女的解放,这些都令他欢欣鼓舞。但他也注意到了土改中出现的二流子 ( 乡下称金山少)问题,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粤中多侨汇,当然有助于侨乡土改后的经济建设。在目前的侨乡,侨汇活跃了借贷关系,帮助农民生产渡过灾荒。抗美援朝的慰劳捐款、救济灾荒捐款,侨汇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侨汇繁荣了四邑(指台山、开平、恩平、新会4县),但是也养成了一些华侨二流子,他们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成为侨乡的寄生虫,这个问题在台山、开平最为严重。司徒美堂认为,要对这些金山少进行长期的教育改造,要把鼓励生产英雄和教育二流子两者结合起来,使他们变为新青年、新妇女,不再是吃侨汇的寄生虫。
司徒美堂还非常注意土改前后侨乡特产的产销问题。他提建议说,开平的蒜头、新会的葵扇、甜橙,鹤山的烟叶,台山的鱼产都很有名,如果销路问题和品种改良问题解决了,翻身农民将大受其益。
“我没有被枪毙”
海外人士非常关注司徒美堂这位洪门元老的粤中之行。司徒美堂16岁加入洪门组织致公堂,26岁创立安良堂,以后数十年担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就曾得到致公堂人力、财力的支持。抗战时期,司徒美堂和旅美爱国华侨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积极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司徒美堂领导下的安良堂,先后在美国31个城市设立分堂或支堂,成员最多时达2万余人。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未当总统之前,在安良堂当了10年的法律顾问。司徒美堂以他在海外仗义疏财的声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和洪门人士的爱戴和尊敬,洪门人士普遍尊称他为“龙头”(即洪门中最高领袖之意)。因此司徒美堂在舆论上支持土改,确实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广东的这几个月,司徒美堂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掬诚相告,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在粤中的诸多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同时也击破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土改的造谣诬蔑。
在司徒美堂南下的时候,美国一些亲蒋的中文侨报曾大造谣言,散布司徒美堂被共产党枪决的“新闻”,在华侨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
1951年5月7日,某报说司徒美堂“已被共产党逮捕,在开平赤坎公审枪决了”。紧接着,亲蒋的另一家报纸在5月11日根据这个“新闻”绘声绘色地编造了司徒美堂被杀的“详情”。对这些报纸的造谣,司徒美堂在6月3日广州各报发表声明进行驳斥。他说,我今天在这里对各位讲话,证明我没有被枪毙。从前年自美洲返国之后,我也从未到过香港。有些人咒诅我死掉,但是我偏活着。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下,我更健康、更年轻了,每餐两碗饭,不能缺少。反对派又奈我何!
在广东停留了100天后,5月底,司徒美堂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说: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毛泽东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的回信在广东各报刊出后,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了很好的政治效果,于是司徒美堂在很圆满的情形下结束了这次考察。
司徒美堂返回北京出席了政协会议,向毛主席和周总理陈述了自己的观感。不久秘书司徒丙鹤将此行写成《侨乡粤中土地改革前后》的长篇报道在《光明日报》连载了半个月,以后又成书出版。为了表示支持土改,司徒美堂将此书广泛地邮寄给海外的亲朋好友。
司徒美堂这样总结自己的南下之行:从2 月
20日至5月底,为时100天,两次下乡,花了1个月。自北而南,从长城之边跑到南海之滨,和翻身农民和华侨深入谈心,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主要有3点感觉。一、人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进步。二、必须彻底把封建地主阶级推翻。三、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和蒋介石反动派势不两立,坚决地跟着毛主席走。因为毛主席给农民解决了三个最迫切的问题:一田、二牛、三婆娘。
但是司徒美堂并不是一味地说好话,他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央反映了土改中的偏差问题。他说土改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反封建斗争,规模大,动员广,不是绣花而是革命,加上地区新,干部少,任务紧迫,经验缺乏,偏差自然难免。但是报喜不报忧,说事情已平安大吉,这不是科学的说法。司徒美堂向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副主任廖承志汇报土改情况,严厉批评广东一些地方不按中央政策办事,侵犯华侨利益。比如不少华侨家属是小土地出租者,被错划为地主;根据侨汇任意提升阶级成分,一些人被错划为富农;随便剥夺华侨房屋等等。他的发言带有浓厚的四邑口音,一般人听不懂,但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廖承志不但耐心地听,还欢迎他提出的这些意见和批评。后来,廖承志根据各方的反映,受中央的委托,带工作组亲自到广东进行调查,并同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区土改中所发生错误的补救办法。
但是土改中左的偏差,还是深深伤害了华侨,这是司徒美堂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无力解决的。返回北京后,司徒美堂特别给旅美各地华侨和洪门兄弟提供自己住京的地址,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华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兄弟谈心的态度向我提出。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因此土改中许多受左倾之害的华侨给司徒美堂写信,他们多是司徒美堂的老兄弟、老朋友。有些人对司徒美堂产生了误解,信写得很偏激,如说:“你出卖华侨,见死不救。你跟孙中山搞革命,我们支持你;你抗战,我们也支持你;但是土改整我们华侨,是何道理?”接到诸如此类的信件,司徒美堂最初是又恼火又难过,心情十分矛盾,后来也就慢慢平复过来。他认为,大凡社会上进行一件改革,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若是受益者人多,受损者人少,他就支持多数人这一边,问心无愧。司徒美堂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思想觉悟是跟随时代前进的,然而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他也只能表示恼怒和无奈。
至于司徒程南一事,司徒美堂回京后仍惦记着。他在1951年9月1日致函叶剑英,力保程南。后来,司徒程南获得释放,到北京司徒美堂的“侨兴公司”住了一段时间,再返广州。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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