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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与侨乡土改
作者：■ 傅颐
这里记叙的是司徒美堂关注侨乡土改的事情。
政协提案
对于土改,司徒美堂是举双手拥护的。他贫农出身,幼年丧父,家境贫困,14岁离乡当学徒,不久赴美国谋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农民饥寒交迫、没有土地的痛苦感同身受。在美洲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期间,深受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影响。旧中国封建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这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根源。没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司徒美堂对这个道理是明白的。在政协会议上,司徒美堂耳闻了老区土改情况,对照闽、粤侨乡的特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在考虑国家大计并照顾华侨的双重心情下,提出了侨乡土改的意见。
司徒美堂口述的意见由秘书司徒丙鹤写成政协会议提案《关于处理华侨土地房屋问题的建议书》,经他签字发出提交给1950年 6月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后,司徒美堂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主席。在意见书中,司徒美堂提出:第一,我坚决拥护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农民有了土地,中国的革命才会成功,经济建设问题才有办法解决。第二,就过去百年来的情况看,所谓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借辛苦工作赚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第三,华侨地主中与其他富有华侨中的自建洋房最好不要动。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血汗所得,与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华侨出外数十年,其与祖国的联系,就是他对国内的亲属与薄田数亩,或洋房一座的田园之乐的怀恋。动了这些就斩断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断了联系也就是断了大笔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侨汇。第四,什么叫华侨,什么是华侨地主,其定义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在划定何者是华侨土地、何者不是华侨土地的时候,技术上要非常精细准确,执行土改的下级干部,要认真对全部政策以及华侨情况作透彻的了解,如果不然,就会引起许多意外麻烦。侨眷有贫富之分,许多贫苦侨眷,侨汇少,生活难,十年八年也接不到多少次侨汇,租种一两亩瘦地过日子,在阶级成分言,他们倒是实际的贫雇农。第五,华侨捐款办学而置下的新式“学田”,有利于发展侨乡的教育事业,应予暂时保留。第六,如国内环境安定,华侨愿意回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不知道这样的土地将来是否可能租得到?华侨能否收买土地来进行新的农业生产?土改条文中应加说明。
司徒美堂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经历了许多世变。在国外侨居了69年,他深切地了解华侨漂泊海外的心情,知道华侨是和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知道华侨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多么需要祖国的关怀。所以他回国后心中非常挂念海外的侨胞,竭诚地为他们服务。土改,他坚决支持,可是他也倾听华侨的心声,体谅他们的顾虑和担忧,关心他们在土改中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心情下,他对侨乡土改的意见书既照顾了大局,又切中了要害。他提到的华侨房屋、侨汇问题、华侨土地的划分问题等都是侨乡土改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伤害广大华侨的感情和利益。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位华侨老人的预见性。
司徒美堂的意见书上交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以后司徒美堂的提案全文在政协简报上发表。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也批示说,中侨委在草拟文件时,要采纳司徒美堂所提的正确意见。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其中第24条规定: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或省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1950年11月政务院又根据这个精神颁布了一个适当处理的详细办法:《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基本上吸收了司徒美堂的正确意见,司徒美堂对中央的做法很满意。
要求南下考察土改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0年10月开始广东的土改试点工作。第一批试点县是兴宁、揭阳、龙川3县,1950年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同年冬,由于抗美援朝和巩固国防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加快土改速度。
11月23日华南分局决定把广东土改试点区域扩大到11个县。
司徒美堂是广东开平人,对家乡的土改自然关心备至。开平有个司徒程南,是司徒美堂的侄儿,抗战时期当乡长,曾组织地方抗日力量,外阻敌人,内维治安;也曾接济和救援革命青年。开平解放时,他还以粮食及现款支持过共产党的地方武工队和南下大军。后司徒程南告老辞去了14年之久的乡长一职,到广州参加司徒美堂为董事长的“侨兴公司”的外贸工作,任经理。土改开始后,司徒程南即被拘押回开平,被定为地主阶级当权派。
1951年2月7日,司徒美堂收到家乡一封来电,称他的侄儿司徒程南从香港返抵广州时即被拘押。得知消息,司徒美堂非常着急。他认为他的侄儿抗日时当过乡长,尽了守土安民的职责;解放前又帮助过共产党,怎么说也应该作为开明士绅对待。司徒美堂和司徒程南的私交不浅,1947年司徒美堂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得很紧,生活困难,司徒程南曾在经济和生活上大力资助他。司徒美堂很担心侄儿的安危,情绪不免急躁、恼怒,说:“乡下有人欺侮我亲戚。”因此他上书给周总理,力保司徒程南,并当面陈述意见。周总理对司徒美堂的意见很重视,派秘书对司徒丙鹤说:这个事情要研究研究。美堂老人出面保一个人,不是件小事。司徒程南一事促使司徒美堂决心要亲自南下,亲眼看一看侨乡的土改,多了解一些具体而真实的情况。秘书司徒丙鹤曾力劝司徒美堂冷静一点,不必马上回粤,以避免袒护亲人的错误,但没有效果。司徒美堂决意南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思乡情切。北池子83号,西邻雄伟的紫禁城和澄碧的筒子河,古老的城墙映衬着辉煌的角楼,归鸦飞过黄昏,确是一处安度晚年的场所。但是远离了熟悉而亲切的茶楼、南方温暖而潮湿的空气,生活多少有些不适应。年纪大了,落叶归根的感觉愈发浓重,亲情和乡情也就成为一种抹不去的牵挂。1950年,司徒美堂没有回家乡开平过春节,心中非常惦念他的元配夫人和孙儿,因此动了探亲访友的念头。
1951年2月底,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分,上书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要求南下考察土改。中央认为通过司徒美堂在舆论上支持土改,可以教育华侨过好“反封建”这一关,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中央还电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让他调查处理司徒程南一事。临行前,周总理叮嘱司徒丙鹤:要好好帮助美老工作。
气慢慢消了
3月初旬,司徒美堂到达广州。叶剑英在东山梅花村住宅宴请了司徒美堂一行,气氛亲切而隆重。接着,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和广东省侨办主任伍治之找到司徒丙鹤,询问司徒美堂对其侄儿被拘一事的反映,并派出统战部陈夏苏科长随司徒美堂一同返粤中。
3月12日下午,司徒美堂一行乘花尾渡前往江门。73年前司徒美堂为谋生路,到了江门一间作坊当学徒,不久漂泊海外。73年后旧地重游,正值珠江两岸春雨霏霏,所谓 “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恰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在江门,粤中专员谢创、副专员欧初和江门市的党政领导及各界人士到码头迎接。
司徒美堂出席了江门各界的欢迎大会,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几个问题讲了话。在讲到土改问题时,他对华侨和侨眷说:土地改革是使华侨同受其益的事情,我们必须站在农民这一边,不能中立,不能袖手旁观,这世界没有中立,你不帮农民,就是帮了地主。华侨资本的前途是走向新工商业,靠田租收入———剥削农民劳动———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们不能以华侨少数人的利益和农民大众的利益对抗,以眼前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对抗,遇到田特别少,人特别多的场合,华侨要对农民照顾和让步,因为华侨的生活一般比贫雇农好得多。
对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粤中地委当然不敢怠慢,因为这是中央派下来的任务。但是司徒美堂力保司徒程南,也给地委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顾虑。3月17日,粤中地委向华南分局和统战部报告了司徒美堂到粤中后的情形。报告说:司徒美堂3月12日抵江门,13日上午到开平去,17日上午起程返江门,准备明日往鹤山。几天来,我们掌握着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工作,尚能达到要求。在江门通过招待会,欢迎会,给他以一定程度的教育。据他初步反映尚觉兴奋满意。到达开平后,通过苦主(人命案的)当面诉苦,招待会、欢迎会及主动向他作工作报告等方法,既收教育之效,又有压力(群众压力),但斗争颇为曲折。美堂在开平几天中,充分反映了他的立场基本是站在封建力量方面的,但在我团结斗争和群众压力下不得不缩手,对司徒程南一案未敢提出(只要求解脱程南的脚链,但在我方反对下亦勉强接受)。他到开平时,封建力量曾多方活动,由于我们主动支配了时间,封建力量难于下手,故事情能在我控制下进行。虽然如此,但他对程南事尚念念不忘,估计可能去鹤山后仍返开平一次,我们打算在鹤山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并发动农民群众向他进行教育。同时希望你们设法在3月24日左右打电报(经专署转)催他回京,使他无暇再返开平,否则开平工作将受影响。我们原定在这期间
分头下乡展开镇反工作,经他一来,谢创同志要陪他去,影响工作甚大,望早处理。粤中地委没有详细说明对司徒美堂进行“教育”的具体内容。但后来司徒丙鹤提及了此期间的一段插曲:司徒美堂从江门回到家乡开平赤坎住了3天,有一天,突然几千群众游行,在其下榻的开平酒店周围高呼土改、打倒地主的口号。再一日,在赤坎河南洲草地上,公开枪决地主恶霸百数十人。司徒美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秘书大加解释,请老人不必生气。司徒美堂说:“这不过是对我示威!我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今年已八十有三,生平忠诚救国,天下为公,主持正义,不敢后人。但对邪恶势力,也不惧怕,你们不要这样吓唬老百姓。”司徒美堂是支持土改的,但对这种做法,心里非常反感。尽管司徒美堂在侨乡广大华侨面前号召他们响应土改,和封建势力作斗争,但他倒没有想到自己被归类到了封建力量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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