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
作者：冯兰瑞
1977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了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在4月1日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详细介绍了3月4日国务院吴庆彤、贾鲁峰等找于光远、邓力群、胡绳三人谈关于撤销政研室的情况。
吴庆彤说,撤销政研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谈过,并交代从4月1日到6月底,政研室应该把要做的事都做完。邓力群表示,对撤销政研室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他说: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作个正确的评价,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们离开政研室的时候不背包袱,能够挺起腰来。吴庆彤建议政研室就《论总纲》写个报告或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于、邓还提出政研室要写一个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于胡乔木的话。在“批邓”时,胡乔木曾被迫揭发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乔木有意见。
“来个精彩的结束”
这次谈话后,于光远找林涧青等几个人写了《关于政研室结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看过后,由于光远、邓力群署名,于3月18日上送李先念、纪登奎。3月28日下午,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还有吴庆彤通知于光远和邓力群去国务院会议厅谈话,于光远不在,邓力群去了。
在4月1日的政研室全体会议上,邓力群介绍了这次谈话:开始李先念问了几个有关结束工作的问题。然后,肯定了1975年政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李先念说,政研室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收集了文艺材料,反映他们在文艺方面乱搞的一些情况。你们对“四人帮”那套做法是看不惯的。对“四人帮”的宣传,你们是不满意的;对他们的理论,你们是有意见的。胡乔木就同我谈过,毛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明明是批投降派,“四人帮”却搞出一个“架空”问题,这是对“四人帮”不满,这些意见是对的。你们几个对“四人帮”一直是警惕的。
纪登奎问《论总纲》是怎样写起来的,邓力群说了一些情况。
李先念说,政研室一成立,把这些秀才弄到一起,“四人帮”就很注意。“批邓”一开始,他们就把政研室当作重点,想从政研室钓个大鱼。李先念问那个造反派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邓力群说是从新华社来的资料员。李先念说他后来俨然以机关首长自居,在你们那儿夺权,他跟姚文元是有关系的,姚表扬过他。纪登奎说,那封信很可能是他们(指姚文元)布置的。李先念说,他的问题搞不完,把他送回新华社去斗。邓力群说,我们总是要把应该做的事做完。最后谈到政研室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对纪登奎说,就按他们的报告办吧。李先念批了几个字:“照报告办”。李先念、纪登奎两个人签了字。纪登奎还说:“让他们来一个精彩的结束。”
为保政研室 盼小平出山
政研室成立的时间很短,但在经过“批邓”运动的考验之后,除少数几个造反派外,大家在
工作中合作得很好。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内,来到政研室,都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对待,对政研室是有感情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处境理应更好,大家奋力工作。没想到,这样一个单位竟不容于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听了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感到政研室似乎已经无望,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散伙”,还是想尽力保住它。为了保住政研室,我们一方面将要做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设法找中央领导。林涧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替胡乔木解释,说明他揭发邓小平那十八条是因为别人抛了材料,他是被迫的。当时我们从大局着想,为了反对“两个凡是”,为了保住政研室,就要设法保住胡乔木。不仅我为他活动,于光远也为他说好话。我曾专门拜访胡耀邦。那天我担心胡耀邦不在,就写了一封信,带上一套政研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简报。到了胡耀邦家,正好他在,我就当面向他说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运动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的揭发是不得已,你看看这些简报就了解了。我还找了冯文彬说了相同的话,希望他能向叶帅反映。这些活动看来还是起了点作用。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就在这时我得到一个消息:5月12日小平同志找了方毅和李昌去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谈了许多重要的意见。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政研室的领导,建议他们也可找小平同志谈谈。政研室负责人这时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李鑫去了“毛著”编委办公室。熊复先去了“毛著”编委办公室、后去了《红旗》杂志。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留下来了。他们也很想见小平同志,但是不知道小平同志的电话和住址。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小平是在西山见他们的。政研室可以找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联系。我将王瑞林的电话转告了于光远。
不久,政研室传达了于光远、邓力群见邓小平同志的情况。这次胡乔木没有去,因为他曾揭发邓小平,不好意思去。于光远、邓力群见了小平同志,代胡乔木向小平同志转达歉意。小平同志极为大度地表示了对乔木的谅解,还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谈了一些重要意见,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搞“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
小平同志的谈话很快传开来,政研室的同志很受鼓舞,形势有了变化。于光远同林涧青商量,国务院同意的参观计划还是要执行,不过大寨可以不去了,只去大庆。全体人员都去,定于7月出发。出发之前,政研室写了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前面提到的《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一文,正巧在我们出发那天发表,我们在赴大庆的火车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
大庆之行,大家都很兴奋,胡乔木、于光远去了,体弱多病的林涧青也去了,邓力群因不久前已去过,这次没有去。于光远是这个集体参观团的领队,他主持调研、座谈、讨论,参观考察紧张而有秩序。回到北京后他就向李先念、余秋里提出由他负责编写一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大庆管理经验的书。为了编这本书,他并向中央建议把马洪从东方红炼油厂调出来和孙尚清一起做具体的编写工作。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见,名称定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负责。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调查和研究》
创刊保留政研室的同时,1977年11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1977年冬,国务院研究室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布置写作论述按劳分配的文章。从这年春天开始到1978年,于光远领导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在经济学界发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和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出版了《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出版了两卷《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文集。这是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突破“两个凡是”禁令的第一次理论大讨论,为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准备。
1977年,我和一位同志合作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是在我们提交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发表于8月9日的《人民日报》。政研室将我们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了“孙治方1984年经济论文奖”)小平同志看了我们的文章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了文章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光远当天就到我家,向我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7年第四季度,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邓小平指示要写的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都参加了写作。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撰写的过程。77年11月份,写成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室领导看了不大满意,决定这篇不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而用笔名严实之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78年2月27日在一版发表了。按领导要求须重新写一篇。由于写作组的同志们对我国工资问题不够熟悉,于光远、林涧青提出,向人民大学借赵履宽来参加写作组。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研究室还让我带几个人去唐山开滦煤矿作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赵履宽、胡冀燕。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遍,通过了,才于1978年5月5日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很大。用现在的语言形容,是发生了“轰动效应”。当年召开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就将这篇文章作为学习文件,组织代表学习。文章对按劳分配理论作了深刻的分析研究,澄清了按劳分配问题上被“四人帮”搅乱了的许多理论是非,突破了“两个凡是”,将经济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1978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创办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稿、调查报告、理论资料等。作者队伍也扩大了,除本室人员外,欢迎读者供稿。《调查和研究》1978年7月25日出版了第1期,到1979年6月9日出到31期。其中有多篇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如《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物质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社科院与国务院研究室合作)、《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等等。同前面说到的“按劳分配”一文一样,除一篇文章外,都是在《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各报转载,然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仅论述物质利益一文就印了30000册。一时间,国务研究室名声大振。
“阶段”起风波告别中南海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开幕词和结束语都是胡耀邦同志作的。会议分成两个阶段:春节前是首都思想理论界的同志参加,会开得很好,思想解放,畅所欲言。春节后增加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却与北京同志分开开会,议题有了改变,我们原来准备的十个专题发言因而被取消。务虚会上我和一位同志的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简称“阶段”)在《经济研究》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准备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而且不允许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幸亏中宣部的会议没有同意,理论界又不响应,才没有批成。
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著”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
我实在不愿意随国务院研究室去中办研究室,恰好社科院马列所需要人,希望我去,我也愿意去马列所。向室领导提出,他们要我再考虑考虑。邓力群几次问我考虑好没有,我都回答没有考虑好。涧青同志好意劝我说,不过去不好,会引起误会,你可以先过去,以后再走,可以随时提出来。我怕他为难,就勉强同意去中办研究室。上班之后,好几个月没有分配什么工作,整天无事可做。难道就这样“困守愁城”么?不。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研究问题,收集资料写文章。1979年10月至12月,我就同林子力、陈进玉和左芳一起去四川、安徽和浙江三省调查研究国营企业的改革问题。回京后,我完成了《再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的写作,但却因故未能发表。这使我想到1979年7月份部署批判我们那篇《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时的情况。那时真是紧锣密鼓,气氛紧张,压力很大。1980年2月下旬,我终于写了请调报告,送交林涧青(他是中办研究室副主任)。因为有言在先,很快得到批准,于是,我告别中南海,于3月1日到社科院马列所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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