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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
作者：冯兰瑞
乱,经济濒临崩溃,文化被摧毁,各级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干部受到冲击或被打倒,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都颠倒了。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它所担负的任务之繁重和艰巨,不难想象,它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相当突出的。事实上,在这期间历经的多次政治斗争,主要是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政研室都处在“风口浪尖”上,做过许多工作,写过不少文章,正因此,在当时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单位。我就在这个单位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但是,由于它的历史很短,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国务院政研室的名字很少公开于报端,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因此,将我所亲历的情况扼要地写下来,作为纪念,也供有兴趣的同志研究参考,看来还是必要的。
初建时期写《论总纲》
1975年7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在此之前,我曾参与编辑于光远主编的《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那几年西方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我去那里,起先也是在国际组收集研究关于经济危机的资料。
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的研究机构,除国际组外,还有国内组和理论组等。政研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上,会议室就在邻近的武成殿。这时为了修建中央领导机构的办公大楼和地下室地道,中南海的古典建筑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老的建筑已经保留不多。我们能在那里开会算是很幸运的。
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室里的几位负责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远担任。
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相近。据我所知,《论总纲》曾有过两个稿子,后来被“四人帮”拿出来批判的是由邓力群主持写出的一个稿子。从写作过程看,《论总纲》一文是集体的作品。“批邓”当中,邓力群独自承担了写《论总纲》的责任,没有上推下卸,表现不错。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他的个人文集中,可惜未作必要的说明。
《论总纲》一开头就说,“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接着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同“四人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这篇16000字的大文章无异是一发对“四人帮”的重型炮弹,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是意料中的。不过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论总纲》10月份排印出来,还未正式发表,11月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批“三株大毒草”,胡乔木就只有检讨的份了。
“批邓”运动袭来乔木处境困难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
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
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有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可叹的是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过些什么内容。胡乔木说不出。有个室领导人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历数胡乔木哪一天、什么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么,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另一位很少到政研室、“批邓”中倒很积极的室领导人,在会上也揭发胡乔木,说胡乔木要他找文艺界某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是什么“捉刀代笔”,指使写信人要在写法上注意什么“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疏,疏中有密”,他的揭发故弄玄虚,令人反感。但是室内大多数人对胡乔木还是抱着同情的甚至庇护的态度。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有点惊慌失措。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我们担心他会被整垮。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一天,我正好碰见,于心不忍,就去接他手中的壶,想帮他的忙,他连连说“不,不”,非要自己去打不可。当时给胡乔木加的“罪名”,主要是反对毛主席。一次,在原中宣部图书馆后面一幢楼里开批判会,我替胡乔木辩护说:乔木同志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我记得他写过一首诗,说“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这样的感情,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政研室本来就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家也是表面应付,暗中抵制。1976年春节期间我生了一场病,就以此为由不去单位,一直拖到4月下旬。后来医院不再开假条,只好去上班。当时的支部书记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说:你一张大字报都不写,不太好,还是写一张吧。我看他是好意劝我,我就写了几句空空洞洞的话,挂在办公楼走廊专为挂大字报拉的绳子上,才过一天我就将它撕掉了。
“四人帮”垮台政研室奋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参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参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记得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晚上12点,李昌已经钻到大写字台下面临时的地铺睡了(因防地震不敢睡床)。这时忽然响起电话铃。我一听,是于光远的声音。他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让李昌也一起去。我感到可能有什么要紧事,就叫李昌起来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么事这样紧急。李昌在科学院为起草“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挨了多次批斗。这时他心里有些不安,说是否科学院又要开大会斗他了。我说,不要多想,到光远家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好在从东总布胡同到禄米仓光远家路不远,很快就到了。
进得大门一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灯火通明,他正和夫人孟苏在等我们。一见面光远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真是大喜过望。五个人中,“四人帮”是想到了的,还有一个谁,于说是毛远新,他还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我们回到家已是凌晨。兴奋得一直没睡。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室领导决定出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选》,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1976年12月,《红旗》杂志一位编辑同志来约稿,请我们写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20周年的文章。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飚)将我们《文稿选》第2期的《‘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以下简称《百花》)一文推荐给《红旗》。《红旗》还派人来政研室谈对《百花》一文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我们表示不同意。1月18日至24日,《红旗》接连送来三次排出的清样。最后一稿是总编辑修改的。政研室对《红旗》的意见很重视,于光远亲自主持会议,郑重研究讨论之后认为,稿子删改得有许多不妥,我们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举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一些有关事实被删掉;文中指出“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砍掉百花齐放不仅是文艺问题、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都被删掉了。《红旗》几次来人要求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们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难。于光远说:“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好改,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要发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给《红旗》写稿子。”前面提到,此稿是宣传口推荐给《红旗》的。耿飚说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还批示说,改了后送他转送中央审查。2月下旬,我们收到《红旗》送来的送审稿清样。据来人讲,此送审稿已印5分清样送宣传口。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红旗》还提出一个署名问题。当时各单位发表文章都用本单位大批判组的名义,但他们说政研室发表文章不要用本单位大批判组的署名。我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提出请《红旗》杂志解释一下。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解释。我们也不好坚持一定要用政研室大批判组的署名,就另拟了一个笔名叫“向群”,决定这个时期政研室发表文章都署名“向群”。
我们写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文,1977年3月12日,《红旗》来电话要这篇文章。20日我将此稿送去,与他们谈妥,如这期(第4期)《红旗》不用,请他们立即通知我,我们可以给报社。他们对文章提了些意见,23日我将修改稿再送《红旗》,结果《红旗》第4期没有用,什么原因也问不出来。这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来要这篇文章,我们就给了《人民日报》。以后《红旗》又来电话说还是要这篇稿,我说我们已给报社,不好说了。你们要,可直接找报社。以后《人民日报》于5月27日刊出,署名“向群”。
当时《文稿选》刊载的文章,不少被全国性报刊发表,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军报》)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政研室写过不止一封感谢信,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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