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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
作者：柳植
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确实把人类带到了热核战争最危险的边缘。
冷战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特殊现象。所谓“冷战”是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世界规模的热战而言,并不是没有战争,而是进行着各种特殊形式的战争。
冷战发展到限跨过零界就必然引起热核大战。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就美苏冷进程中的一次极限。当时,美苏两国的领导都亲身感受到核战争的极大危险。他们首先被这种危险所震撼。
我们可以相信赫鲁晓夫的话,他把导弹核武器运进古巴的初衷并不是准备进行一场热核战争。他知道,古巴不能凭借这些武器进攻美国,即使同苏联联合起来也不能从拉丁美洲向美国挑战。赫鲁晓夫只是把在古巴的导弹作为一种“遏制手段”,要它在达到同美国的“均势”中起一种加重筹码的作用。他要求,派往古巴的军事专家首先要挑选一个能充分保证导弹发射架不被发现的地点。
同赫晓夫的痴心恰恰相反。不相信苏联会把导弹核武器部署到古巴的美国政府,一旦发现了这一意料之外的秘密,受到的震惊极大,反应也异常强烈。正像肯尼迪在10月22日对美国人讲话时说的,美国不能容忍苏联采取在很大程度上会打乱当今世界总体力量平衡的任何举动,特别是突然而且秘密的出于预谋和挑畔性的决定。
肯尼迪指定的专门班子紧张的讨论和争执了一个星期,肯尼迪总统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斟酌,这说明赫鲁晓夫摆出的这盘棋,对肯尼迪政府来说也不好对弈。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核武器的威力相当于苏联现有的洲际道导弹总能量的一半,在发射后几分钟之内,将会死掉八千万美国人。所以,肯尼迪要寻求一种既能迫使苏联把导弹撤回去,又不至于引起一场热核战争的方案。肯尼迪后来采纳了海上封锁的方案。这个方案比较灵活,能给赫鲁晓夫留下回旋的余地,不会逼他挺而走险。
肯尼迪在整个危机期间之所以一直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主要是由于他感到核战争危险确实存在。这不仅因为赫鲁晓夫秘密地而且采取蒙骗的手段把导弹部署到了距美国只有几十海里的古巴,而且在他周围的军人和幕僚中也不乏热衷于战争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就竭力主张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在同下属讨论对策时,有几次谈话使他感受很深。一次,是同空军参谋长柯斯·李梅将军的谈话。肯尼迪问:进行空中打击,“俄国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李梅竟说,俄国人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肯尼迪吃惊地感到,如果按这些人的话去做必然引起战争。难道俄国人会让美国去轰炸他们的导弹基地,杀害许多俄国人,能一点也不作出反应吗?不在古巴反应,肯定会在柏林反应。还有一次,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发言说,可以使用核武器。其根据是,对手在一次袭击中也会使用核武器。爆发核大战的客观主观条件都有,一步不慎,战争就会随即发生。
在美国政府秘密地讨论对策并已紧张地调兵遣将的时候,赫鲁晓夫仍沉醉在通过伪装和蒙骗把导弹设置到古巴的如意盘算中。10月19日,有几十年同美国进行外交斗争经验的葛罗米柯从华盛顿给苏共中央发回电报称:“就我们所知悉的关于美国政府对古巴问题的全部信息,可以得出结论,总的说来形势完全令人满意。”他还肯定,美国目前不准备入侵古巴。他甚至认为,美国的注意力从古巴问题逐渐移到柏林问题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但它却足以使赫鲁晓夫安心了。但是,仅仅过了两天,肯尼迪就发表了美国开始对抗的讲话,而且还交给赫鲁昴夫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件。苏联驶往古巴的船只在加勒比海立即会受到美国海军舰只的拦截检查,不服从就会遭炮击;苏联在古巴正在进行建筑安装的导弹设施随时处于美国空军轰炸的危险中。没有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受到的震惊运比肯尼迪更大。,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写道:“我们不让被吓倒,以免引起恐慌。”“我向政府其他成员建议,我们今晚到大剧院去”,“我自己的心情确实很紧张,这是在故示镇静。”在那些紧张的夜晚,赫鲁晓夫在办公室里的张睡椅上和衣而睡。多勃雷宁在其他回忆录中说:“致命的错误预测是赫鲁晓夫本人做出的。他预先没有想到他的冒险挺进将会被发现,致使肯尼能够组织起猛烈的反击,包括直接对抗的威胁。他没有制定在遭受挫折时用来应付局面的退却计划,因此被迫采取临时措施,结果搞得非常狼狈。”“他感到非常害怕”。
人们在读有关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的档案时会发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美苏两国已经短兵相接,军舰对着潜艇,导弹对着导弹,可以说剑拔弩张,完全处敌对两方将要交战的状态。但是,美苏的政府首脑却来往信件不断,而且在信中不只互相谴责,还互相提醒、互相劝诫,甚至互相称赞和肯定。两国的重要官员频繁接触,甚至还互通信息。这在战争史上处于临战前的双方关系上是少见的。
10月22日肯尼迪致赫鲁晓夫的是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件,他严肃地要求赫鲁晓夫准确地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他却意味深长地提醒说:“在这个核时代您或其他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故意将这个世界推向战争。这种战争没有胜利者。”他希望苏联不要采取扩大和加深危机的行动。10月23日赫鲁晓夫对美国采取的对抗行动表示谴责,说那是“对古巴和苏联的侵略行为”。但同时又声明,“苏联给古巴的武器是防御性的”,以表明苏联不会进攻美国。赫鲁晓夫同样希望肯尼迪“要理智些”。这一天,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挑明,“引发当前一连串事件的在于贵国向古巴秘密提供了进攻性武器的行动”。他又既是劝诫又是共勉地说:“双方都应谨慎从事,极力避免使得当前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美国宣布从10月24日开始在加勒比海进行隔离检查,赫鲁晓夫在其致肯尼迪信中谴责美国强制性地对苏联驶往古巴的船只进行检查是“海盗行为”,不服从就动武,是一种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他坚决表示苏联不接受这种检查。他带威胁性的口吻说:“随着现代武器的出现,美国已失去了昔日的不可企及性。”但赫鲁晓夫回过头又要肯尼迪“冷静些,不要感情冲动”。对赫鲁晓夫的这封信,肯尼迪赶快作出答说:“在此问题上并非我首先发起挑战”。
如果说在最初几天,由于赫鲁晓夫还摸不清美国的真实态度,他往往使用一些比较强硬的言词以掩饰自己的慌恐和在古巴的施工,那么,当他在10月25日得到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驻古大使阿列克谢耶等提供的美国可能轰炸导弹基地的情报后,他当即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封求和信。他要肯尼迪正确理解他的意思:“人人都需要和平”。他劝肯尼迪不要用战争对付苏联。“如果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们的权限所能阻止的了。”他进一步说:“我参加过两次战争,深知战争只有在席卷城市和乡村,到处横尸遍野满目疮痍之时方能结束。”他告诉肯尼迪:“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放心,”“我们还理智健全并很清醒,如果我们进攻你们,你们会给我们同样的回报”。他向肯尼迪交底说:现在“驶往古巴的那些船上没有任何武器。古巴国防所需要的武器已运到了。”所以,他劝美国不要阻截苏联船只。他说,假若美国保证不主动进犯古巴,并遏制其他国家的灯似行为,撤回自己的舰队,“就会立即使一切发生变化”。他的具体建议是:“我们可以声明,我们驶向古巴的船只没有运任何武器;您也要声明,合众国不派自己的军队入侵古巴,并且不支持任何蓄意对古巴进行干涉的其他势力,那时我国军事专家留在古巴的必要性也就丧失了。”最后,他形象地说:“如果人们不表现得明智一点,那么他们最终下场就像瞎眼鼹鼠一样互相碰撞,最后互相攻杀”。
由于赫鲁晓夫感到形势严重,所以在26日的信中就没有提出用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换取撤除古巴导弹基地的条件。到了27日,他又得到情报:美国不会立即进攻古巴,才又在这天的信中提出这一交换条件。但是,这一天却发生了一些非常事件,肯尼迪也提出了上面已提到的两点建议,而且美国总统通过他的弟弟罗·肯尼迪向多勃雷宁转达:形势紧迫,要求在一天之内对肯尼迪的信件作出答复。赫鲁晓便在28日作出了明确的、肯定的回应,而且按肯尼迪的要求,土耳其导弹基地也没有作为正式条件提出,只作为美苏秘密达成的口头谅解。
在危机缓和以后,在美国和苏联两方面都在议论,在这场斗争中谁胜谁负问题。后来又有一种自我辩解式的观点:是理智胜利。我们不否认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处理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上表现了理智。问题在于这种理智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是核战争严重威胁下产生的理智。
艰难的谈判历程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紧张、危险的对峙,终以美苏双方的妥协,赫鲁晓夫下令拆除并运走在古巴的导弹装置而缓解下来。但是,这场危机并没有立即结束,当事的美、苏古巴三国为最终解决各种问题还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
赫鲁晓夫急于结束这场冲突。在10月28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就宣布,他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飞赴纽约协助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共同努力消除所出现的危险形势。库兹涅佐夫当天就飞到了纽约。赫鲁晓夫为什么要采取这一个非同寻常的举措呢?
首先,赫鲁晓夫明白,当他公开宣布拆除并运走在古巴的导弹设施后,引发美苏之间热核战争的主要导火线就排除了,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场激烈的外交斗争。虽然苏联已开始拆除导弹装置,也同意了吴丹的建议,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暂时停留在封锁线之外的海面上,而美国方面只是在肯尼迪的信中声明不入侵古巴,并没有具体的实施保证,同时,美国还没有取消“隔离检查”。派库兹涅佐夫到纽约亲自摸清美国、古巴以及吴丹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以便确定自己外交谈判的策略原则。
第二,在外交谈判中能不能尽量维护苏联的立场和利益,同时尽量满足古巴政府的要求,关系到这场斗争的结局。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在前一段工作中,由于不掌握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武器的真实情况,一直采取比较僵硬的态度,在安理会上被美国代表史蒂文森搞得很尴尬,而且几次批驳得吴丹和中立国家代表的立场,同吴丹及一些驻联合国代表关系不大融洽。赫鲁晓夫派兹涅佐夫到纽约,名义上是协助吴丹,实际上是让他担任苏联谈判的第一把手。
第三,苏联发现,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在危机最紧张的时候,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于缓解双方的冲突起了重要作用。派库兹涅佐夫协助吴丹也就是争取吴丹,使吴丹在这一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库兹涅佐夫一到纽约就会晤了吴丹、古巴驻联合国大使英恰乌斯特基,后来又同米高扬一起同美国的谈判代表麦克洛伊和史蒂文森进行了初步谈判。苏联发现,美国政府关注的是苏联的进攻性武器撤走和监督这些武器的拆除与撤走过程。对于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取消“隔离检查”这样一些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则采取回避或拖延的态度。而且,美国代表表示,他们不和古巴代表谈判,也不同古巴代表一起在协议上签字。所以,美苏之的外交谈判必然有相当难度。
实际上,苏联不仅要同美国谈判,还要同古巴政府谈判,而这后一谈判并不比前一谈判难度小,而且后一谈判同前一谈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把导弹运进古巴是赫鲁晓夫的主意,并不是古巴政府的主动要求。苏古之间虽草似过一份协议草案,但双方并未正式签署。对于苏联导弹是否能完全保住秘密、导弹对古巴防卫的作用,古巴领导人不是没有疑虑。不过,当导弹顺利运进古巴并开始安装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时,古巴人也曾受到很大鼓舞,以为这下他们可以在强大的美国面前显示拳头了。而当导弹被美国发现,肯尼迪采取的对抗措施使古巴首当其冲,古巴领导人也十分紧张,但他们还是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态度。他们同苏联方面密切联系,相信苏联会找到“英明的对策”。然而,在10月28日,赫鲁晓夫未同古巴领导人协商就宣布拆除并运走导弹装置,而且同意由联合国代表对这些武器的拆卸和运走情况进行查实。卡斯特罗“怒不可遏”,他感到一种被出卖、被愚弄的屈辱。这一天,他提出古巴人民的五项要求:
1.停止经济封锁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反古巴的经济压迫措施;
2.停止一切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派遣特务和武装破坏分子到该岛;
3.停止从美国基地起飞的、在古巴上空的海盗飞行;
4.停止美国舰只和飞机侵犯共和国的领海和领空;
5.美国人从关塔那摩军事基地撤走,归还他们侵占的古巴领土。
这五项要求既是对美国侵略政策的反击,也是对赫鲁晓夫置古巴主权于于不顾的回敬。赫鲁晓夫开始想用自己的信件压服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拒绝了吴丹关于由联合国代表在古巴检查苏联导弹的拆除情况的建议,同时还在公开讲话中声明古巴同苏联存在着分歧。所以,古巴的态度便成了苏联同美国通过谈判调整危机的障碍。赫鲁晓夫意识到这一分歧不是能用信件解决得了的,便派他的忠实伙伴、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前往古巴进行说明解释工作。
11月1日,米高扬先到纽约,同吴丹和美国的谈判代表进行初步会谈后,11月2日夜里飞到哈瓦那。11月3日就开始同卡斯特罗会谈。从11月3月到11月5日同古巴领导人进行了四次会谈尽管米高扬使尽了他外交说客的本领,总是长篇大论,据出大量的理由和论据,会谈仍是很艰难。开始,卡斯特罗等从赫鲁晓夫10月26日、27日致肯尼迪信的急剧变化,怀疑苏联和美国之间有背着古巴的秘密协议。经米高扬仔细查考文件、仔细解释才使这一疑点得以澄清。而米高扬感到“欣慰”后,又进一步说服古巴领导人接受联合国代表在古巴港口登上苏联船只进行检查,并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让步”。这一下激怒了卡斯特罗等领导人,不仅表示坚决拒绝,而且卡斯特罗借口身体不适而不出席会谈。米高扬感到很难堪,遂以这是自己的主张而收回。后来,虽说在修改准备由两国共同提出的议书草案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格瓦拉和罗德里格斯还是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立场。格瓦拉用了卡斯特罗一句话:“美国想从肉体消灭我们,而苏联用赫鲁晓夫的信从法律上把我们消灭了。”
在米高扬同古巴领导人会谈时,苏联和美国的代表也在纽约进行会谈。由于苏美双方都想用外交协议来束缚对方,所以,在纽约谈判同样很不顺利。起初,苏联要求美国取消“隔离检查”,美国以取消检查后苏联会继续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为由,表示可以同意吴丹提出的由国际十字会的代表检查苏联驶往古巴的船只。这个方案还未谈妥,就出现了苏联要从古巴运回导弹的问题。苏联方面同意由美国的舰只在海上检查苏联运走的导弹及其装备。11月2日以后,谈判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美国要求苏联把它运进古巴的伊尔-28轰炸机撤走。围绕这个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联方面认为,这是美方提出的新要求,伊尔-28型轰炸机已是过时的飞机,不应列入进攻性武器范围;美国方面则认为,美国从第一天开始就提出了伊尔-28飞机问题,不是新的要求,伊尔-28型飞机能携带核弹头,飞程可达750公里,这对美国特别是拉美国家构成威胁,必须撤走。双方代表唇枪舌剑、争论不休,中途几乎因此而使谈判破裂。因此,在双方代表的谈判过程中,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也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以书信方式反复讲讨论与协商。最后,赫鲁晓夫于11月11日同意将运走伊尔-28型飞机。肯尼迪回答说,能在30天之内把飞机撤走,美国就立即宣布取消“隔离检查”。这个问题同样要取得古巴的同意才行。11月12日,米高扬再次同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后,第三天,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同意了30天的条件。肯尼迪在11月20日宣布“隔离检查”。双方宣布解除对军队的动员。加勒比海的军事对抗宣告结束。
苏联在古巴的42枚导弹及其装备在11月6日和7日运离古巴港口。装运导弹的苏联船只按照双方的协议在公海上接受了美国舰只及其派出的飞机的检查和清点。在12月4日、5日和6日,苏联分别加紧用三艘轮船装运了在古巴的42架伊尔-28型轰炸机。美国军舰上的飞机在公海上对这些船只进行环绕飞行,并要求船长打开包装箱,对伊尔-28型飞机进行空中照相。此后,双方还就应签署和最后文件进行多日的争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仍用信件不断协商。最后,在1963年1月7日,兹涅佐夫和史蒂文森联名给联合国秘书长呈送一封苏美两国政府的简短信函,以概括的形式确认关于和平解决加勒比海危机的协议。1月9日,吴丹对苏美两国的信函复函,呼吁各方不要采取有可能使局势重新激化的任何行动。古巴政府被排除在解决危机的最后文件之外。卡斯特罗向联合国秘书长呈送了古巴10月28日的五项要求,并在信函中声明,谈判并未取得加强古巴安全的结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应该认真总结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的历史经验,为人类进入新的世纪提供借鉴。首先应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使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其次,要积极推进销毁和限制核武器的斗争,使人类尽旱摆脱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第三,要寻求解决国际问题的新途径,确定国际关系的新规则。既要结束几个大国主宰一切的旧秩序,也要为保证小国的独立和主权确立章程。只有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才能使人类避免核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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