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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红楼梦研究》时俞平伯给周扬的信
作者：■ 徐庆全
俞平伯，浙江清德人，著名学者、“红学家”。由于家学渊源和幼年苦读，可谓大器早成：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时，年仅19岁；22岁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问世，而著名的《红楼梦辨》则是23岁写就的。俞平伯一生涉猎广泛，学术成就斐然，但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红楼梦》的研究上。
俞平伯自云，他在23岁写作《红楼梦辨》一书是“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在4月2日送著名古史专家顾颉刚，请他校读和补充遗漏材料。顾颉刚与俞平伯是北京大学的同学，交情甚笃，在二十年代往来密切，此时也恰在北京。向来喜欢读《红楼梦》的俞平伯从顾颉刚处看到书稿后，也自愿帮助搜集材料。俞平伯常到顾的寓所，看看胡适与顾有没有新发现的材料，若有，便就新发现的材料与顾交谈。另外，他们三人之间还通过信函，传递新材料和新看法。胡适常有新的材料发现，而俞、顾二人则所获甚少，两人便把注意力放在《红楼梦》本文上，尤其注意高鄂续作的后四十回。以后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着重关注“本书内容的考证”，其发端当在于此。学校放暑假后，他们继续通信讨论《红楼梦》，并以此作为度过酷暑的最好办法。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人之间往来的信件已装订了好几本（这些信件，后经顾的学生王煦华整理发表：俞与顾的通信刊布于1981年3期的《红楼梦学刊》；同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则刊布了胡与顾的通信）。这次讨论，显然激发了俞平伯对《红楼梦》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从此与《红楼梦》有了不解之缘。
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涉及到对蔡元培观点的质疑，所以该书出版后，192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答辨文章。俞平伯读到后，再次引发了兴趣。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反驳蔡的观点。为了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俞决定也写一本《红楼梦》研究的书。他写信给顾，希望顾与他合作，以当时的通信为基础，整理成一部《红楼梦》辩正的书。这年4月，俞特意从杭州赶到苏州，与顾面商此事。顾因为太忙，而力劝俞自己担当写作任务。俞便潜心写作，于1923年完成了《红楼梦辨》一书，顾颉刚为之作序，序文长达5000字。
在俞平伯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俞4月回到杭州后，到5月底便完成了书稿的一半，并携带书稿第二次来苏州，与顾商谈。但是，在路上却差点将书稿遗失。顾颉刚在为俞的书起草序言的初稿上，写上了这段轶事：
他（俞平伯）第二次来苏州时，我邀了（王）伯祥、（叶）圣陶、和他同游石湖。他急于回杭，下午船到胥门，赶趁马车到车站。这稿件是他一个多月中的精力所寄，所以他不放在手提箱里而放在身边。马车行过阊门，他向身边摸着，忽然这一分稿子不见了。这一急真急得大家十分慌张。我说：“马车倒回去罢！看路上有没有纸包。”伯祥主意好，跳了下去，对准迎面来的人的手里看。一路过去，他忽然远远看见有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就上前问道：“这是什么？”拿来一看，果然就是平伯的稿子！于是他抢了回来，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我们都上了马车，我笑着对平伯道：“你的稿子丢了，发急到这样，古人的著作失传的有多少，他们死而有知，在九原之下不知如何的痛哭呢！”平伯道：“倘使我这稿子真丢了，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我道：“那么你做成这部书真是伯祥的功劳了。你嘱我作序，一定把这件事记了上去，做这部书的历险的纪念。”
但是，在序言定稿时，顾颉刚却把这一段删掉了（王煦华：《顾颉刚与俞平伯二十年代的交谊》，《新文学史料》1990年4期）。
现在看这段有趣的插曲，甚有世事难料之叹：假如书稿真丢了，俞平伯真有“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的决心，后世便少了一著名的“红学家”，1954年的那场批判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红楼梦辨》的出版，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界的地位。到了1950年，俞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虽然俞自云“事实上即红楼梦辨的再版，删订一些也不很重要”，但在原有基础上还是有了新的论证。到1954年因这本书受批判时，俞已“先后研究红楼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
1954年的那场批判，当然给俞平伯留下了难以扶平的创伤。俞在80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1954年，俞只有54岁，用今天的话来说，年富力强，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华年”那场批判至俞写下这既不是诗，也不似联的句子止，已“三纪”有余了，可见，那场批判依然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但是，俞平伯并没有中断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在晚年对友人说：
一九五四年批判的我的“红楼梦研究”，我不想多说了。我只要说的，是我并没有终止《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木示《俞平伯的晚年生活》，同前刊）
的确，此后他几乎从未向人谈起那场批判。但是，“不想多说了”并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倦说”罢了。
此后，俞平伯的研究工作依然成绩斐然。1958年出版了他与王惜时校注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之后还写了《甲戌本红楼梦序》；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
再往后，席卷全国的“文革”爆发，人为地中断了他的研究。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并被赶往干校。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事实的确如此，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偶有议论，也大多是以旧稿整理。但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却依然挂怀在心。
1980年5月，“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召开，俞写下了《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三点意见；1986年1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将《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两篇文章，以“旧时月色”为题，作为发言材料。1986年11月，84岁的俞平伯应邀前往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带去了《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和《评〈好了歌〉》两文，宣讲的主题依然是《红楼梦》，并在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90年6月中旬，俞平伯病情加重，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在此期间，他对研究了一辈子并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的牵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那些天，他一会儿要韦柰（俞的外孙――引者）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他把韦柰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前不久，俞平伯用颤抖的手，写了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四十回所做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曾提及，他认为能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高鄂、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未曾做到的事。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比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同前引木示文）
俞平伯弥留之际写在两纸上的话，套用曹雪芹的用语，可谓“两纸辛酸泪，几句荒唐言”。曹雪芹留下的这部并不齐全的《红楼梦》，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走过或阴或晴或圆或缺的人生。人生有限，梦境无限，俞平伯走完了人生曲折的路，自己也身不由己地作了历史的梦中之人。
周扬对批判俞平伯的态度
开国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约在1954年年底，调任中宣部副部长。这就是俞平伯信中所言的“尊座是否有迁移之说”。在此期间，周扬还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及党组书记。俞平伯则先在北大中文系担任教授，1952年北大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又在文研所担任研究员。1953年2月20日，北大文研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俞又到了中国科学院文研所古典文学部任研究员。1953年10月，俞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俞平伯与周扬的关系如何，限于材料，我们难以知道得很多。在笔者所发现的资料中，在1955年前，俞平伯曾8次致信周扬。这8封信除了上引的三封是关于批判《红楼梦》时的外，其余的5封中，有两封是俞在高校院系合并时请求周扬帮助调动工作的。俞平伯信中说，“以向蒙（周扬的）知爱”，看来交情不浅。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江青插手此事，直到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人所共知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通信》。在这一过程中，周扬对李、蓝的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批评，是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的。这从“文革”中的有关大事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9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了这本书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
9月〓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
10月16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在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
众所周知，“文革”前，周扬对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
解放后，江青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对我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1999年1月28日笔者采访周扬的秘书露菲）
这一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毛的指示，还是先由江青传出来的，而周扬对此仍认为是江青“个人的意见”，以“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来对待，因此被毛批评为“没有警觉”。直到1955年1月，周扬还在给毛的信中检讨自己：
他（胡风——引者）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周扬1955年1月15日致毛的信）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后，周扬即使与俞平伯交情再好，也当然要马上执行。
毛主席批评下来，周扬同志要找何其芳同志交谈。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住北大那边，我打电话给何其芳同志，请他来文化部，他说天太晚，司机也不在，他进城不便。周扬同志让我告诉他，毛主席对“红楼梦研究”有批评。何其芳急了，在电话中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其实我也是刚听到。周扬同志告诉他，明天再来谈吧。（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周扬与何其芳及其他人商量的结果，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10月24日召开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由田钟洛起草经林淡秋和袁水拍修改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发表在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
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出席会议的有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鹤翔、林淡秋、田钟洛、俞平伯、李希凡、蓝翎等70余人。虽然是批判会议，但据蓝翎回忆，“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蓝翎《龙卷风》）
但是，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了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事态在扩大。
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展开了批判。俞平伯在会上作了发言，故信中有“前在文联发言，未知如何处理，亦拟将公开发表否？”之语。
在此期间，周扬曾几次约见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很大波动，红学专家、学者俞平伯老先生十分紧张。周扬约他到文化部来交谈，解除老先生的顾虑。当然，以那时的形势而言，这种顾虑是解除不了的。（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俞平伯在信中说，周扬给了他“以宝贵正确富有积极性的指示”，并告诉周扬，近来“心情比较愉快”。很显然，周扬与俞平伯的交谈，有露菲所说的“解除老先生顾虑”的内容。
俞平伯将自己拟在北大的发言随信寄给周扬后，周扬可能又约见过俞。在谈话中，周扬显然对俞的讲话内容提出过意见，故俞11月25日的信中有“已遵嘱改正矣。前稿乞为毁去”之语。而周扬并没有将此稿“毁去”，竟保留下来了。这分未刊稿，无疑是研究俞平伯的宝贵资料。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闹剧式的批判中淡出了。
1956年5月，陆定一在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向不久前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评的俞平伯表示了歉意。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陆定一并且承认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周扬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也谈到了类似的内容。看来，已经无意于全盘肯定给俞平伯造成无端伤害的这场批判运动了。
纵观周扬对俞平伯的态度，或许，说周扬有意保护俞平伯有武断之嫌，但从上述情况来看，周扬显然希望俞尽快过关，摆脱被批判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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