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
作者：■刘松茂
国务院一个部门变动负责人本不奇怪，但国家计委这次人事变更却使人感到蹊跷，它不是调整一两位负责人，而是来了个大换班，实际改组了领导班子。这其中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前因。
“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
国家计委领导班子的改组在1964年底，但是“换班”的隐隐雷声在两年多前就曾响起。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这个原本讨论农村、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的会议，一开始就因为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而转变了主题，转向讨论阶级斗争。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反映了他对这年年初以来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调整方针和政策不满。
经过三年“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是赞成对经济实行调整的。但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制定的调整政策却引起他不快。他在1961年底就认为困难已经到“谷底”，形势从此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却发现最困难的时候尚未过去，经济形势在继续下滑，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对各地农村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毛泽东实际上并不同意，强调巩固集体经济；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仅赞成，还积极支持。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毛泽东也有不满。在党中央领导层，显然存在矛盾和分歧。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对七千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他斥之为“黑暗风”。对包产到户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他斥之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他斥之为“翻案风”。他反复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求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毛泽东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时也殃及李富春和国家计委。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经济调整和经济工作的决策和组织领导，在估计形势、决定政策、安排步骤上，他同中央一线领导人是一致的。不仅如此，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还积极主动地提出过许多调整经济的建议和意见。这年春夏，他分别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农村考察，赞成农民“借地”、“责任田”的办法，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国家计委还拟出文件肯定“责任田”和“借地渡荒”。按照毛泽东的基调，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许多看法和主张，也属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之列。因此，毛泽东不满的对象包括李富春。
不过，毛泽东对李富春的不满是以另外的理由表达出来的。他在8月9日会议中心组的会上提出要反对个人独裁，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指责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不下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他甚至说道：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指谁，毛泽东没有点明。几天后，李富春在会议中心组发言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你同先念三个人批准的文件，为什么发得那样少?李富春答道：过去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不对的。到这时，毛泽东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指的就是李富春。自然，“换班”就是要换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班。
其实，李富春是组织观念极强的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来都向中央请示和汇报，从不自作主张。至于有些问题直接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些问题先向中央书记处或中央财经小组报告，再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那是按照组织程序办事，毫无“封锁”之意。中央一线决定大政方针，他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层的一员参与商讨，没有也不可能“独裁”。显然，毛泽东的不满主要还不在他批评的不请示汇报这些问题上，而在于李富春同中央一线其他领导人一样，在前一阶段调整工作中有“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问题。不管李富春当时是否真正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满所在，他都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对计划工作作了检查。毛泽东这次动了“换班”的念头，但没实施。他说要“再看一年”，这一看却看了两年。
“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表示出不满，另有起因。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党组正式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这设想提出"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因为这个《设想》是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的，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这个设想得到中央书记处的肯定。
就在这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讨论这个设想时，毛泽东却对"三五"计划提出了另外的想法。他把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要求建设必须以准备打仗为出发点，提出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设想不满意，并由此批评国家计委的工作，说计划工作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他要求改变原来的计划方法，并且说"这是一个革命"。
这样一来，"三五"计划就得按照毛泽东的主意重新考虑，不能再以吃穿用为中心，而必须以备战为中心，国家计委原来的设想只能放弃。对此，李富春没有思想准备，他不仅事先没有想到，而且事后的反应也显得仓促。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才提出上述想法的，要在短时间里全面调整五年计划，显然时间来不及。尽管如此，李富春还是尽力调整思路，积极贯彻毛泽东的主张。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搞好计划，必须尽可能吃透两头，一头是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方针、政策，例如摆好战略布局、坐稳屁股、多快好省；一头是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有很多潜力，首先计委要下去调查三个月，同各地区一起研究计划。"
重新调整计划谈何容易！思路一改，全盘皆变，其中基建规模、投资重点、资金缺口都是调整的重点和难点。原先安排计划时资金的矛盾就很突出，现在要改计划，尤其是要上"三线"，更是捉襟见肘。李富春曾坦言："照现在的想法安排，要把成昆路、攀枝花搞上去，拿这个新的盘子来算，还差六七十亿投资。我们想，要从农业、工业、国防、文教等方面统筹考虑，反复平衡。"所谓"统筹考虑"，只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别的方面挤出资金来。
6月，为研究三线建设和调整"三五"计划，李富春安排国家计委各位副主任先后动身分赴各地考察，程子华、王光伟去成都、西昌、贵阳，安志文到上海和福建，杨英杰去辽宁、吉林，柴树藩去宁夏、甘肃，范慕韩去陕西、四川、贵州、云南。考察中，西南局、四川省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建厂地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认为选择攀枝花不合适，建议另选厂址；而程子华等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专家则倾向于攀枝花地区。因此，三线建设论证工作一时无法定案。
三线建设的盘子定不下来，引得毛泽东很不高兴。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道，没有钱用我的工资。他认为三线建设的步子太慢，责任在国家计委，并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
就在这个月，陈伯达向毛泽东进谗言，更加使得毛泽东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不满。
8月1日至25日，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年度计划座谈会。会议期间，李富春派人将会议讨论情况和他的一些意见，转告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分管政策研究工作的陈伯达，既是为了通气，又是供研究计划政策作参考。20日，陈伯达对国家计委来人口述四点意见，说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他煞有介事，说国家计委"要改变疲疲沓沓的作风"，如果不这样做，不快点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还指责国家计委说，毛主席在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当天晚上，陈伯达将意见送给了李富春。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陈伯达，知道毛泽东近来对三线建设的进度不满，便另外送了一份抄件给毛泽东。
23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听他对国家计委工作的看法。陈伯达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27日，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意见作了批示："伯达同志的意见是可行的，印发省、市、自治区党委，准备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得更加严厉：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两年前，毛泽东要"换班"，现在干脆要"另立机构"。这一次没有等两年，半年不到，毛泽东就真的"另立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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