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我和罗贵波相濡以沫大半生
作者：■ 李涵珍 口述 刘增孺 整理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中央决定从山西调贵波到第七军任政委。由于他身体有病没有随西进的大部队一同行动，而是同我先到北京治病。在北京，罗贵波参加了开国大典。不久，朱德总司令告诉他：“你不要到七军去了，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军委决定要把中央军委办公厅组建起来。”不久，由毛泽东主席任命贵波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当时，朝鲜、越南等国人民，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争。他们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1949年底，越南共产党中央派人持胡志明主席的亲笔信，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请求。中共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后，确定了援越抗法的基本方针。此时，因党中央对越南的具体情况了解得很少，经与越南共产党中央协商后，决定派一名高级干部作为联络代表，以做好援越抗法的各项工作。党中央决定由贵波担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向他交代任务：去后做调查研究，将情况报告中央，以便中央确定援越抗法的方针和计划，并帮助越南制定军事援助计划，建立两党中央的正式联系。最后，少奇同志说：时间3个月，此项工作目前注意保密。
贵波回来后，只是告诉我中央的决定。我只知道中央派贵波去越南，对执行什么任务，去多长时间，贵波一点也没有讲，我也不去问。我能够意识到此次贵波去越南工作的重要和保密程度。我积极支持贵波到越南工作，悉心地帮助贵波准备着行装。
1950年1月，贵波同我告别，踏上了去越南的征程。
按照中央的决定，贵波去越南工作原定是3个月，但由于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和越南工作的需要，这样，贵波在越南工作的时间就自然延长了。这期间，由于保密的需要，我得不到贵波的一点消息，是死是活，什么都不知道。直到1950年10月，贵波才突然回到了家里。
贵波告诉我，这次回来是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我问他在越南的生活情况，他告诉我很好，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接着，他就到中央汇报工作了。
回来后，贵波告诉我，按照中央的决定，他还要到越南去，要我和他一起去，并说，这也是中央的决定。他说：“在我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在越南的工作情况后，毛主席告诉我：‘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来电报，向我党中央提出正式的请求，让你继续留在越南帮助工作，还请求我党派出党政方面的顾问，中央决定组成若干人员的政治顾问团到越南，帮助越南党政方面的工作，由你任政治顾问团团长，长期在越南帮助越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又告诉我：‘胡志明主席、越南中央在电报中还提到欢迎你把家眷也带到越南去。’在具体明确了任务后，毛主席问我：‘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道：‘她在部队中搞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她1933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的锻炼。’毛主席说：‘很好嘛，她可以同你一起去越南工作’。”
听贵波一讲，我才知道，要我也去越南，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时候，贵波才把在越南的情况告诉我。他说：“我们去越南工作，不能与其他出国工作的同志相比，我们去越南是帮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是去帮助他们打仗，去帮助他们建设根据地的，现在越南军民在越北山区坚持抗战，战斗频繁，生活还是很艰苦的。艰苦程度同我们1940年到1944年在晋西北坚持抗战，坚持对敌斗争的情况大致相同。”贵波还说：“我们去越南帮助工作，对内、对外还是要保密，不像抗美援朝，是公开的。”说完后，他问我：“你能去吗?愿意去吗?你考虑考虑。”
贵波说是让我考虑考虑，其实他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是党员，是党的干部，我肯定要服从组织决定。我对他说：“去打仗我不怕，去吃苦我更不怕。我同你一起去越南工作，也好照顾你，我也更放心些。"
就这样，1950年12月，我和贵波一起到了越南。
在援越抗法的5个年头中，我担任顾问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事、行政、机要、电台等项工作。后来援越抗法胜利后，我在中国驻越大使馆任一等秘书，行政上仍任大使馆办公室主任。
对于在越南的战斗生活，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敌军飞机常常低空轰炸、扫射，人们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在生活上，顾问团的同志们也和越南同志一样，很艰苦，经常连菜也吃不上。我对此非常着急，为了办好顾问团团部的饮食，我向贵波建议，用他从国内带来的、中央军委给他配备的那辆吉普车去广西南宁采购食品、蔬菜，以改善顾问团团部伙食，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贵波当即同意我的建议。于是，司机沈玉禄同志经常奔波于越北山区和南宁之间。从南宁买回面粉、四川榨菜、黄酱、海带及日用品。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我和贵波身上都有伤病。由于越北根据地的气候潮湿，贵波的伤痛病又复发了，不便行车，更不能骑马，但他仍然坚持躺在床上办公，处理各种事务。胡志明主席知道后，对此非常关心，在看望我们时，送给一块虎骨膏，让我们用小鸡炖着吃。我们照办了，效果还真明显。贵波的脚气感染时，穿不上袜子和鞋，还流了很多黄水。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给贵波洗脚、上药。睡觉时用竹子编的一个拱形的支架把被单撑起来，又找来一块油布垫在他的脚下，免得污染了褥子。每天早上，油布上总是积下不少的黄水。尽管贵波的病很重，但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越南艰苦的生活条件，与国内的安稳生活没法比。顾问团有少数同志流露出了想回国的思想。一次，贵波在向毛主席汇报时，讲到了这些情况。毛主席对贵波说：“我送给你们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贵波回来后，向大家作了传达。在这期间，我也配合贵波的工作，配合团领导，以一个大姐的身份，找有思想情绪波动的干部谈心，设身处地地帮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下心来，做好工作。
让我感动的是，尽管越南条件很艰苦，但是，越南的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都很好。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我们和越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经历过的一件事，至今难忘。在一次转移的路上，胡志明主席和我们走在一起。路过一条小河，河中一块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我和胡志明同志在后边。胡志明同志看到我有些犹豫，便先走进水里，把手伸给我，搀扶着我一步一步地过河。胡志明同志在越南被称为"国父"，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是贵波，在场的中越同志都深受感动。
贵波在与越南领导人和人民相处的过程中，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60年代，我和贵波都回到了国内，在外交部工作。一天，贵波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家里打来电话，当时任越南总理的范文同同志到中国访问，周总理迎接后，没有通知我们，就直接到了家里。贵波说，我刚才向总理作了报告，你现在赶紧回家接待。还有一次，我和贵波都在东交民巷的家中，贵波在楼上看书，我在楼下准备做饭。突然，我看见一位老人进了院子。仔细一看，是胡志明主席。他是借来北京的机会来看望我们，事先也没打招呼。从这两件事，足见贵波同越南领导人的深厚友谊。
在越北根据地的几年中，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要艰苦，但工作还是愉快的。因为越南军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打胜仗，法国殖民侵略者一天天地衰弱下去，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一天天强大起来，这一切主要是越南党和人民努力的结果，在其中也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因素，也有顾问团全体人员帮助的因素。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能够时时处处感受到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信赖。这些，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
共同度过“文革”的艰难岁月
贵波不辱使命完成了援越抗法和驻越南的外交工作后，回国任外交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我在外交部西欧司任专员。他像许多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将军那样，又转战在外交战线上。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贵波也像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诬陷、打击和迫害。
在1966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里，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坚持，贵波没有被剥夺工作的权利，对于这一点他从心里感到庆幸。有时，开批斗大会，批得很厉害，还要挨打、坐“喷气式”，这些他都承受住了。有一次开批斗会斗他，正好他要出席毛主席的一次外交活动，批斗会的组织者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周总理知道后，打电话给他们下了命令。最后，他们没有办法才把贵波放了出来。贵波赶紧往会见地点赶去。路上发现，他的胳膊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扭伤，只好临时找一件长袖衬衫换上，但是手上的伤痕还是遮不住。到了会见地点后，主席看到贵波手上的伤，问：你坐过喷气式吗？贵波点头说：坐过了。主席对外宾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喷气式吗？主席边说边形象地做了两手向后的姿势。贵波回家后，告诉了我，并说：“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兵还是很关心的。”
但是，对贵波的迫害并没有停止。1970年1月4日，康生在外交部送给他的关于诬告贵波的材料上批道：“罗贵波是五·一六后台之一。”康生的批语，给贵波定了性。尽管如此，周总理还是让贵波继续工作。直到1970年12月30日，贵波彻底靠边站了。
1971年6月，周总理通知外交部的军代表，让贵波上班。但是康生、江青极力抵制，不准恢复他的工作，说：“他的问题还没搞清楚，态度不老实。”
让贵波交代什么呢?我和他都说不清。自从1926年参加革命后，他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亲弟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伤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每逢重大的历史关头，他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现在，“四人帮”让他交待问题，他当然能够理解到这一阴谋的目的。
过去给他配的汽车、保密电话撤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撤走了，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不能离京外出，不能随便会客。让贵波感到痛苦的并不是这一切，而是精神上的磨难。那时贵波的精神很不好，常常陷入沉思之中，想得很多很多。
即使是这样，我相信贵波不是坏人。我常常对贵波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还要相信自己，毛主席会知道这件事的，党组织会把问题弄清楚。每当听到这些话，贵波那凝重、深沉的目光就会闪现出欢慰、幸福的光芒。
贵波病了，饮食很少，时常彻夜不眠，身体日渐消瘦。他时时喘不上气来，有时憋得面红耳赤，需要用氧气抢救。看到这一情景，我当然心急如焚。我经常一个人到协和医院取送氧气袋，有时在深夜，有时在黎明。
为使贵波尽快地恢复健康，我想尽了一切办法。然而看病、买营养品都需要钱。那时，家中没有什么积蓄。本来，我们是有点积蓄的，但是1964年“四清”时，我和贵波一起到山西汾阳，看到农民的生活依然很苦，吃菜、吃油都很困难，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感到非常痛心。1966年我们回到北京后，就把十几年节衣缩食积蓄 下来的1.93万元钱(包括两个人的转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我们的党费。那时，贵波对我说：“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苦，我们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呢?这些钱是党给的，现在让党用这些钱为人民办点事不是很好嘛!”
在最困难的日子，为了贵波的健康，我几乎每月把工资全都花光了。我常常凌晨时步行到朝阳门菜市场排队，等候发号买些鸡和鱼。到东直门中医院请老中医为他看病。我握着破旧的蒲扇，坐在烟气缭绕的煤球炉子旁，精心地熬着中药，做一些他爱吃的饭菜。
在我的悉心护理下，贵波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可他还是不大出门。于是，我买了汽车月票，每天陪他出去散散步。挤公共汽车对于贵波来说是一件生疏而困难的事情，但也是一种锻炼。他常常上车挤不上去，好容易挤上去，下车时又挤不下来。出去一趟往往搞得精疲力尽。后来，我摸索出经验，上车时我先上去挤出个地方，然后拉他上来。下车时我先下，然后扶他下车。每天，当太阳还没有出来时，我们已乘上2路汽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沿着金水桥散步，时而扶着汉白玉的华表，眺望着东方徐徐升起的红日，时而仰望着微风中舒卷自如的国旗，时而凝视着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毛主席画像，带着万般思绪，带着对往事的回忆，走着，思考着。累了，坐在路边的石阶上歇歇脚；饿了，在中山公园买上几个素菜包子。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天热天冷，日复一日地走啊，走啊。我们边走边谈，谈长征路上的艰难，谈吕梁打日本的胜利战斗，谈同胡志明主席在一起工作、生活的趣事，谈得最多的则是“四人帮”的丑恶行径……
愈谈，对共和国的历史越感到激奋，愈谈对时下的政治局势越发明?，愈谈对中国的前途不免充满忧虑。
在最困难的时候，周总理先后三次提出尽快地把罗贵波的问题搞清楚，让他尽快出来工作。但是，遭到康生、江青的抵制，他们要把贵波戴上手铐脚镣送进牢房。周总理得知后，坚决阻止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批斗罗贵波同志可以，但不能给他戴上手铐脚镣送进牢房，这是毛主席同意的。由于周总理的阻止，贵波才免遭毒手，幸免于难。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逝世时，外交部组织工作人员向领袖们的遗体告别，但不让贵波去，这大大地刺伤了他的心。他在家中痛哭失声，难过到极点。一个老党员，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跟随领袖们，而在领袖们离去时连最后向他们告别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能不让贵波痛心吗?这对他是多么残酷的精神摧残啊!
继续为人民奋斗的晚年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贵波都很高兴。1978年，胡耀邦同志出任中组部部长，贵波给耀邦同志写信，要求出来工作。胡耀邦同志对贵波说：“你的情况中央很清楚，你的历史中央也很了解。周总理曾经几次提出过要你出来工作，但是阻力很大。我们的意见，先把你从外交部调出来，去中央党校学习，过些时候中央再从党校中把你调出来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
贵波和我非常理解耀邦同志的安排，也体谅他当时的难处，更佩服他同“左”倾错误斗争的坚决性和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1978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贵波到山西工作。这样，他又回到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山西，担任了4年的山西省省长。
贵波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到了中顾委。这时候，杨尚昆主席对贵波说，让他把革命经历写出来。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贵波的身体很不好，视力接近于失明。在回忆历史时，贵波经常想起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牺牲了的战友。每当这时，贵波的心情总是很沉重，长此以往，对他的身心都是一种折磨。但是，他不辞劳累，总是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党交给的这项任务。
贵波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一件穿了几十年的人字呢大衣在老人身上已经很沉重了。贵波告诉我，有人告诉他，现在新出的大衣又轻又暖和，他让我去打听打听。我告诉他一件要一千多块，贵波听后坚决不买了。而这一年北方遭灾时，贵波首先在中顾委呼吁捐款，马上拿出钱让我到部队买来衣被捐给灾区。他对我说，灾区群众过不了冬，我们怎么能睡安稳啊！
1995年初，贵波感觉到身体不适，经医院确诊为骨癌。如果让他停止工作，对他的身体会有好处，但是，贵波一生是以毛泽东的老兵自许，我也是一名老兵，我知道应该支持他。在他住院的日子里，我忍受着心理上的巨大创痛，克服自己晕车和严重的糖尿病，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天天到医院去看他，鼓励他与病魔作斗争。我和贵波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生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也只有一个念头：把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在有限的时间里多给党和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5年11月2日晚，我在贵波床边，看着他走完了革命的一生。从医院出来后，我让刘增孺同志和我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因为贵波曾对我说过，我这一生只要有一句评价就够了，就是“罗贵波同志是毛泽东的一名老兵”。我能理解他这句话所包含的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说：“毛主席，您的战士、老兵，向您报到了。”我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说：“亲爱的战友们，贵波又回到你们中间，跟着毛主席继续战斗了。”
贵波走了，已经7年了。在这7年当中，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他。在我的生命中，他没有走。我时常仍能感觉到贵波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仿佛在说：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贵波将激励我一直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永恒。
(责任编辑：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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