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我和罗贵波相濡以沫大半生
作者：■ 李涵珍 口述 刘增孺 整理
贵波的话，让我很激动。我和贵波这一代人就是这样，为了共同的事业和理想，走到一起，集合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做一名毛主席的老兵。可以说，我们的生命、生活与事业、理想是融合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一起为革命而奋斗的岁月里，抛弃了家庭的许多东西，我自己也牺牲了个人的许多东西，跟随他一起出生入死，历尽磨难，但是我不后悔。我曾对他说：“我这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罪。但幸福的是，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也找到了一个好丈夫，我的幸福也就在于此。”
这话虽然是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说出来的，但也是真心话。
相识在长征路上
我出生在四川达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小时候像其他穷孩子一样生活得很苦。从小死了父亲，母亲改了嫁，跟着爷爷、奶奶过穷日子。1933年我13岁那年，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我找到红军队伍的负责人，提出了要当红军的要求。那时，我还没有大名。红军负责人就给我起了个李含珍（后来改为李涵珍）的名字。从那天起，我有了自己的名字，也成了红军中的一名小兵。
我参加的是红四方面军。开始，在妇女独立营当勤务兵，每天打扫卫生，担水打饭。后来，又照顾伤病员，换药抬担架。有时也当宣传员，给战士们唱歌。行军时当运输队员，背粮、扛迫击炮弹。红军队伍过了草地，红二、四方面军会合，贺龙向张国焘要医务人员，我便随医务队到了红二方面军。1937年2月，组织上又把我调到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剧团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教导师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同志。
当时，教导师的供给处长是张令彬同志，他在解放后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有一次，他在闲聊中问我对婚姻的看法，并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我总觉得还小，不想谈这些事。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张令彬同志不是随意问我的，他是受人之托，而托他做媒的就是罗贵波。
贵波是江西南康人，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他于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江西南康暴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之一。暴动失败后离开了家乡，先后在江西的安远、赣县担任县委书记。1929年夏，经陈毅同志介绍和赣南特委的批准，贵波从地方转入部队，在红二十二军第三纵队任政委。1930年初，陈毅奉命率红二十二军打吉安，留下一部分部队给贵波指挥。根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赣南特委决定，由贵波在赣南组建红三十五军。他先任军长、后任政委。长征时，他先后担任过干部团三营政委，上级干部队队长、政委等职务。对于他的这段历史，我这个小兵是不了解的。当时只知道他是老革命、老红军，是教导师的首长。
那年，我才18岁，生性活泼，工作热情很高。在照顾伤员时，我总是边干活边给战士们唱歌，给他们鼓劲。有一个伤员， 伤口已化脓生蛆,由于缺乏药品，我就用清水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洗，洗后贴上一种当地生产的纸，以防再生蛆。最后，治好了他的伤。由于我干活细心，对战友们亲热，很受战友们的喜爱，有些伤员宁肯等也要我来给他们换药。1937年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贵波知道我，就是因为伤员、战友们相互转告，有这么一个不知愁又能干的红军女战士。
1937年7月27日，在张令彬和夫人李玉兰同志的介绍下，我和贵波在甘肃庆阳结婚了。
贵波支持我学文化
在战争年代，虽然结婚了，但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太少了。1937年8月，贵波奉命调到八路军一二○师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又调他和马林同志、赵林同志负责筹建晋西北区党委，发展党的组织和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因为当时形势不是很明朗，虽然我要求与贵波一起走，但组织上没有同意。我就留在延安了。
我参加革命早，没有文化，结婚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是贵波把着手一笔一划地教我。贵波对我学习文化是很支持的。他给我讲了古人“三上”的故事，说古人学习很刻苦，马上、厕上、枕上都在读书写字。在贵波的鼓励下，我开始学习文化。我用麻纸订了厚厚的本子。每当贵波离开我的时候，都要给我留作业，我每次都按时作完，等贵波回来再批改，厚厚的本子上划了许多红对勾。后来，我把这些本子保留下来了，每当看见这些红对勾时，心里就涌上一股甜滋滋的感觉。
这次贵波离开延安，我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到学校学习文化，向组织上请求得到了批准。我先在延安抗大女生队学习，后又到通讯学校学习。
过了一年，贵波他们在晋西北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组织上同意我到晋西北。跟贵波分别一年了，但是相逢后却没有时间待在一起。那时，贵波新任三五八旅政委，担任着双重重要的领导职务，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法顾及我。偶尔在家中住上一半天，便又匆匆地走了。
贵波在前线，我就在家中继续学习文化。我上了文化学习班，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有了一点文化底子后，我想继续学习。1939年春天，我向贵波提出要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的要求。贵波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要求进步，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去。"可巧，这时任党校校长的彭真同志由延安去晋察冀路经晋西北。贵波便把我要求到党校学习的愿望向他谈了。彭真同志说：“只要你同意，我没意见。”尔后，经晋西北区党委同意，我就到了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贵波把我送到晋察冀学习，是对我的极大支持，但是，当时却有人认为是他不想要我这个妻子了。我到党校报到后，便觉得有许多人在议论我，有的领导也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搞得我很莫名其妙。过了一段时间，贵波给我写了封信。信是由党内交通送给彭真同志，由他直接交给我的。彭真同志把信交给我时，笑着对我说：“误会了，误会了。”我当时还是搞不清事情的原委，就问彭真同志：“误会了什么?”彭真说：“我还以为贵波同志不要你了呢?”
半年后，我从党校毕业了，急匆匆地奔向晋西北。不曾想在越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敌人包围了。我同一二○师三五九旅副旅长郭鹏同志带领的小队武装转移到山里，想在山里寻找出路，找机会下山。那天正赶上下雨，到处湿渌渌的，光秃秃的山上找不到一块可以避雨的地方，也找不到一个出口。直到天黑时，我们才摸着路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了家。
一天， 贵波不在家里，我看见了他的日记本，随手翻了几页，见有一页上写着：“珍要求学习，这是件好事，我应该支持她，只是路途太远了。现在敌人活动频繁，战事很紧，还要越过日军的封锁线，万一出了事呢?我的这个决定有些草率……”，读了这段话，我感到很激动。
晚上贵波回来，我把党校学习时人们的议论告诉了他。他对我说：“别人有议论就议论好了，罗贵波可是个模范丈夫。”我假装不信。他很认真地说：“这不是我说的，是贺龙贺老总说的。”
我对他说：“我不信。”
贵波更加认真地说：“不信，你去问他好了。”
当然，我也没有去问过贺老总。但我知道，贵波确实是希望我能在文化知识上有所提高的。
生死考验的晋西北反“扫荡”
1939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之后，党为了加强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统辖决死二纵队、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这四支晋西北新军。贵波的工作依然很忙，整天不着家。我当时在指挥部机要科搞机要工作，同时还参加晋西北党校的学习及一些社会活动，也是忙个不停。
1940年6月，日军调集3000余人对晋绥八分区交城山区进行夏季“扫荡”。这次日军的“扫荡”来得突然，我军在准备上也仓促。当时贵波正率领着新军总指挥部约20余人在工卫旅督促、检查、指导工作，我也同机要科参加了这项工作。
敌人的“扫荡”刚刚开始，贵波就得到敌情报告，紧接着接到晋绥军区的电令，命令他就地组织指挥战斗在晋西北的新军二纵队、四纵队、工卫旅及一二○师特务团，粉碎这次日军的“扫荡”。他在水峪贯工卫旅的驻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并且用电报指示其他各纵队立即按指定地域展开反“扫荡”作战。要求各部队以营为单位分布在山区、边区、平川，按照毛主席在红军初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积极主动地寻找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同时要求各部队掩护和帮助八分区的党、政、群机关团体以及学校、工厂、医院和群众安全转移。部署完毕，他即率领指挥部到前线各部队活动区域督促、检查、指导工作。
一天，日军从交城的开栅出发向东社、西社一带“扫荡”。驻防在水峪贯的工卫旅奉命撤到山里同敌人迂回作战。贵波率领着几十个人也撤出了水峪贯。
那天下着雨，山路崎岖，泥泞坎坷，驮着电台、马达的骡子不时地在狭窄的山路上滑倒。贵波他们走了几十里山路，拂晓前到了白塔，村里的老百姓都已撤走了。他们找到一所空房子歇了歇脚。我感到十分疲乏，依在一只木柜上轻轻地捶着酸疼的腿。刚刚流产的身体还未复原就遇上了战斗，我告诫自己，这个时候要挺住，不能松懈斗志，不能给整个行动带来困难。可是，眼皮就是不听话，不由自主地合在了一起。
只一小会儿，我猛然睁开眼睛，没有看见贵波和警卫班的同志，估计他们是去观察敌情了。但是到哪里去了，一点也不知道，我不安起来。在这个时候，我最担心贵波的安全，万一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突然，枪声大作，我望着屋子里的人说：“敌人上来了，要赶快离开这里。”
有人用征求的眼光望着我说：“等等罗政委，他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我连忙说：“不能等，罗政委我们要找，但重要的是电台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这是我们指挥部唯一的一部电台，失掉了它就失去了同中央、同军区和其他部队的联系，一定要把电台保护好!赶快撤!”
几个人迅速地把电台、马达安置在马背上。我便率领机要科的几个同志向离白塔几里地的双龙镇后山转移。不曾想在茫茫的雨雾中，走进了一条死沟，前无进路，后有敌人，左右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大家停下来，伫立在雨雾中议论着，怎么办?向哪里去呢?有人说：上山吧。有人说：还是等等罗政委吧。我当时何尝不想等贵波呢?但是眼前的处境很危险，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一个也跑不了。我说：“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一旦被敌人发现，电台就有丢失的危险，这是绝对不行的!看来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先返回沟口，然后下山，寻找敌人的空隙突围出去，向东葫芦川方向转移，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贵波不在，他们把我这个年轻的机要员当成主心骨了。
于是，我们冒着大雨转回到沟口，通过小路，来到一个小村庄，在这里碰见了执行阻击任务的工卫旅。见到自己的队伍，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想贵波肯定会在这里。但是，一打听，贵波也不在。我刚刚松驰下来的心又揪了起来。当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贵波一行人。
原来那天拂晓，贵波听见枪声，便带着警卫、参谋、通讯员到白塔、双龙后面的山上观察敌情。他们感到在这里等不是办法，天一亮敌人肯定会围上来，必须突围出去。当时正下大雨，雷电交加，侦察员报告，敌人已进到白塔、双龙。于是他决定由此向东葫芦川转移并且派人到白塔同我们联系。没想到在这里不期而遇了。
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委曲，我看着伫立在雨水中的贵波，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看到电台完好无损，贵波握住我冻得冰凉的手说：“保住了电台，你们立了一大功。”
汇合之后，贵波率领指挥部向活动在汾阳边山的二道川、三道川的决死四纵队靠拢。
我们这支队伍计划越过中西川，经过柏叶沟再转向二道川、三道川地区。柏叶沟的北面是会里、神堂沟、岔口，这些地方距离要越过的中西川近的一二里，远的三五里，都驻有日军。下山是没有路可走，只能从长满荆棘的山坡下山。天黑下雨，坡陡路滑，半人多高的荆棘如同拦路的虫蛇，时时缠住我们的裤管和腿。大家用手攀着小树枝和一些没有刺的荆条，艰难地行进。我走在贵波的前面，看不清哪些荆棘有刺，哪些没刺，用手摸索着前行，手上不知道划了多少道血口子，只感到粘乎乎的生疼。我把那些不带刺的递给贵波，用脚踏稳了地面，然后让贵波拽着，一步步往下滑行。就这样，不断地传递着往山下走去。"哗哗"的雨声掩盖了我们下山的动静，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从那密如罗网的荆棘中下山。
后来，贵波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和我一起回忆到这次经历，还很激动地对帮助整理回忆的同志说：“那天突围中，我得到涵珍同志很大的帮助。当时同我们一起突围的还有工卫旅旅长侯俊岩同志，我们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我们安全地转移到四纵队活动的地区——汾阳边山的二道川、三道川。”
当然，这次战斗，仅仅是我和贵波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一次经历。这些生与死的考验，也是我们夫妻间生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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