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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谈和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段往事
作者：傅 颐
坐火车上北京
1971年7月8日，赖斯顿到达广州，希望能很快到北京去访问。但不久，他得到通知说，只能乘坐火车北上。
在赖斯顿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即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对这次代号为“孛罗一号”的访华行动，美方要求中方绝对保密。不巧赖斯顿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前往北京，白宫方面非常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赖斯顿是一个嗅觉极为灵敏的新闻记者。在此情况下，中国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基辛格后来描述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时说：“赖斯顿要去北京，这使白宫方面大为担心，但对于中国人，其实全然不成问题。他和他的妻子于七月八日到达华南，比我们到北京早了一天。在广州，他们的官方‘陪同’通知他们，‘计划有所更改’；他们要在广州地区停留两天，然后于十日晚上乘火车去北京，于十二日上午到达首都。赖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刻飞赴北京。但在中国，《纽约时报》可就不像在华盛顿可以大显威风了。他被告知，这是办不到的。七月十日，周恩来笑眯眯地对我说，赖斯顿正在一列慢车上，那将会很容易地拖延他的行程，要等我们离开之后，他才会到达北京。”
就在赖斯顿停留广州和北上的途中，中美双方进行秘密会谈。据当时以周恩来总理助理身份参加中美会谈的熊向晖同志回忆：
基辛格在北京停留48个小时，与周恩来总理共举行6次会谈。在第一轮会谈中，基辛格对周总理说，这次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天和明天的会谈中，有两个主要任务：第一，是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被充分授权解决有关这次访问的一切问题，包括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时间、细节、目的和方式、议题、筹备工作，以及访问的后果和返美后就此次访问可能发表的公告的性质；第二，要为尼克松来访举行预备性会谈。
基辛格对周恩来说，为使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获得成功，双方应先打下基础，讨论一下涉及中美关系、双方在亚洲共同关心的事务和世界和平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应讨论的议题主要有七个：第一是台湾问题，美方注意到这是中美关系中主要关心的问题。中方在口信往来中提出要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基辛格表示他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并切实地进行讨论；第二是印度支那问题。第三是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比如苏联和日本。第四是南亚次大陆的形势；第五是在两国间建立一个可靠的联系途径的问题；第六是关于军备控制的问题；第七是中国方面愿意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
在这两天中，周总理和基辛格就许多重大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7月11日，中美双方达成《公告》。《公告》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北京时间为7月16日上午，美国为15日晚。（2002年12月20日采访熊向晖）
《公告》说：“周恩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赖斯顿于7月12日到达北京。16日，他和许多人一样，得知了这一震动全世界的消息。
到北京后不久，赖斯顿因患急性阑尾炎，于7月17日晚在北京反帝医院（即今协和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19日，法新社记者迪萨布隆到反帝医院探望赖斯顿时，他正在顺利地恢复健康，尽管他仍很虚弱，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讲话。赖斯顿“一直在收听电台广播，他说，他对尼克松总统打算访问中国的公告感到惊讶，但是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赖斯顿说，专家们替他动了手术，他认为中国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无疵可指的。他笑笑说，从来没有那么多医生围着他。赖斯顿夫人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友好。”她说：“护士特别棒”，“医生也很高明”。
7月26日，赖斯顿从北京向纽约发出一则电讯，详细谈到针灸医生李占元，用针灸和草药为他解除术后不适的情况。然而对赖斯顿来说，错过如此重大的新闻，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惜。这种遗憾之情，甚过了身体的病痛。就在他阑尾炎发作，小腹像刀割般的剧烈疼痛，高烧到神志昏迷的时候，脑子里还念念不忘基辛格的这次秘密访华。病愈后的赖斯顿用他那形象的笔调，追述了当时自己难以排遣的懊丧：“我仿佛看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辆有帘子的人力车中，飘过我卧室的天花板，他从车帘的一角探出头来，向我露齿而笑。”
“过渡”时期的罗杰斯声明
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人们看到了中美两国走向友好的前景。但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政府还不可能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可能丢掉它的“老朋友”台湾。就如尼克松1971年7月15日晚向全国宣布《公告》、接受访问中国的计划的讲话时所说：“预料在这一公告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猜测，所以我想对我们的政策作最清楚的说明。我们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关系的行动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
此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于8月2日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和答记者问》。他在声明中说：“在过去20年中，使世界最感到困惑的对亚洲的政策问题莫过于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事实是，两个政府中的每一个政府都声称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因此，美国的态度是：1.“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2.“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3.“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问题”将由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
罗杰斯的声明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中国方面就已经知道美国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并表示坚决反对。
据熊向晖回忆：在7月11日的中美会谈中，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和国际组织问题。总理对基辛格说，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坚定的。中美两国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承认台湾属于中国；（3）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解决办法；（4）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5）撤销过去所提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基辛格说，一旦中美双方确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方向后，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在尼克松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美国可以做到第（3）、（4）、（5）点，随之，第（2）点也会自然而然解决。在尼克松政府第二届任期内再解决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当然，前进方向将是明确的。
基辛格还从台湾问题谈到了国际组织问题。他说，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今秋的态度是：撤销原来的重要问题提案，同意以简单多数接纳中国，支持中国取得安理会席位，但驱逐台湾出联合国应由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为表示诚意，美国还没有公布这个方案，待同周总理谈后再公布。
总理对基辛格说，美国采取的方案，我们并不特别注意。但要问到中国的态度，我们势必说，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都要恢复。要驱逐另外一个不代表任何人的所谓代表（即台湾）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你们就会被公众、舆论所指责，我们也不会赞成，我们也不能赞成。我们怎么能够赞成呢？
基辛格说，他也知道中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这只不过是过渡的办法。
总理说，那我们要向世界宣布我们反对。你们很熟悉的朋友赖斯顿，他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他现在不会来，还在路上。
基辛格说：我们的方案是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我们也反对驱逐台湾。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今年或明年可以做到的，但在尼克松总统新的任期头两年内都可以实现。尼克松总统接受访华的建议本身就象征着朝这个方向的演变。如果赖斯顿要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完全可以老实地表示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在描写我不要用太多的形容词就行了。
赖斯顿当时是《纽约时报》副社长，华盛顿著名专栏评论家。总理和基辛格谈到赖斯顿时，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基辛格对总理讲：我听说他到北京来，在路上需要花的时间正好同我在北京待的时间相同。总理说，赖斯顿坐火车来。基辛格说，他恐怕要抱怨你们的火车太慢了。总理很幽默，说：那不要紧，让他说我们落后一点好了。（2002年12月20日采访熊向晖）
据基辛格回忆：“在我秘密出访北京的时候，我曾告诉周恩来，我们打算采取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说，北京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时间也已很长，因此中国能够再等一些时间。我并没有感到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
现在既已确知代价不会太大，总统在我归来之后，就授权罗杰斯继续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罗杰斯照此办理，因而在八月二日的一次长篇发言中主张北京进入联合国，但反对驱逐台北。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问题，要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
周总理向赖斯顿谈台湾和联合国问题
在罗杰斯声明后的第三天，即8月5日，星期四晚，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赖斯顿及夫人并进行长谈。8月9日，赖斯顿从北京向纽约发回一则专电，题目是：《赖斯顿在北京同中国总理谈话的正式记录》。8月10日，《纽约时报》全文刊载。赖斯顿在文章中还说：周先生准许发表这份正式的记录稿，条件是问答都得逐字照登。赖斯顿是一名资深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接见开始，周总理问赖斯顿：你现在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了吗？
赖斯顿：我是个老家伙了，长期不生病，这次离家这么远，反而病倒了。
周总理：以前大概有病，你身体好，没感觉到。
寒暄过后，赖斯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我想提几个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天发生的几件具体事，我希望确切地知道总理的看法。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理听到罗杰斯的声明后，是否感到惊讶？新华社发表的评论提到美国政府言行不一，是否你们感到很惊讶，或者感到受了骗，就是说，基辛格同你们谈的是一回事，而罗杰斯的声明说的又是另一回事？
虽然错过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重大新闻，但赖斯顿仍对时局的变化充满了敏锐的关注。从前文所引熊向晖的回忆，便可解答赖斯顿的这个问题。
总理对赖斯顿说：“我现在不打算给你进行比较。中国政府的立场历来是明确的。16年来，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两国大使级会谈是如此，最近我们的一系列声明也是如此。这次你们美国国务卿发表的声明，是在日本政府和蒋介石的代表在东京会谈的压力下所作出的自相矛盾的一个办法。这种情况，我们的报纸当然要指出来。我们政府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
赖斯顿接着问：“我考虑的中心问题是：你是否感到罗杰斯的声明以某种方式干扰了正在走向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运动？”
周总理说：“至少不是前进的。而且在联合国和国际上必然引起一种混乱的争论，这迫使我们不能不说话”，“罗杰斯声明的中心就是要把蒋介石的代表留在联合国，这就意味着我们就不可能进去”，“我们说得很清楚，凡是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类似这样荒唐的行动，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所谓台湾独立，我们坚决反对，也决不进联合国”。
赖斯顿对周总理说：这次我来访问中国，就是想看一下中国在长期以来没有积极参加联合国事务和国际上其他活动之后，你们到底对目前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世界怎么看。
周总理说：你也看到中国在起着变化。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会拿原则作交易的。“世界是在起变化，但这种变化总不能使中国人民再受损失。过去二十几年不是我们使别人受损失，而是美国政府使别的国家、别的人民受损失。我们等了二十几年，再等一年也无所谓，但总有个公正的办法解决问题嘛”。
赖斯顿：但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事实证明你们目前的估计是太悲观了，如果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都投票赞成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而美国又不使用否决权，在此情况下，你本人是否会到纽约去参加本届安理会会议，并代表中国参加本届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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