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
作者：李永昌
在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中，李立三、刘长胜以及在阿拉木图、莫斯科工作的三个保加利亚人（别特科夫、别特科·尼科洛夫和伊万诺夫·拉吉姆·拉伊科夫）和一个丹麦人（埃利克·奥利辛）以及莫斯科电台的工作人员利普马诺夫—格列杰尔·达维德等人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档案记载，1933年秋，伊尔库茨克电台的地方通讯终端局曾经捕捉到江西苏区电台的讯号，这以后莫斯科的地方电台终端局也数次捕捉到该电台的讯号，苏区电台也收到我们回答的讯号。这种讯号的联系持续到1934年秋，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进行任何事物性的密码交换。因为苏区没有任何可以和莫斯科进行直接联系的密码。所有同苏区进行的密码交换都必须通过地方通讯终端局联络中心的密码的帮助，和中共中央的密码的帮助。应当立即建立苏区和莫斯科的直接电讯联系，并供给他们联系的密码。这个问题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没有进行。从1934年秋和苏区失去联系后一个月，地方通讯终端局电台有消息说，苏区曾收到密码以便同我们联系。密码联系要经过上海，直到1934年10月12日，才收到用логов密码经上海传来的电报。由于1934年秋上海的党组织被破坏，双方经上海的电报联系中断了。1935年初苏区再次收到了莫斯科电台的讯号，但是时间极短，不久就消失了。从1934年秋天开始，我们同中国苏区就失去了任何联系。1935年秋天来的潘汉年、陈云带来了电台用的呼号，但这种呼号不是供莫斯科而是供苏区同上海联系用的。因为陈云在上海不能建立联系才带给我们。但是他们二人告诉地方通讯终端局电台一个极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早在1935年春天，苏区电台就已经收到了莫斯科电台的呼号了，还作出回答。可是显然地方通讯终端局电台没有听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停地致力于这种联系，而且中共新领导也需要。1935年春天，经新疆派去了罗英（刘长胜），让他带着密码设法进入苏区建立联系。但是从他离开新疆后就再也没有人关心他的下落，甚至在他离开的前夕连一些让他把密码送给红军的必要指示也没有。后来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和周恩来关于应恢复同中央苏区直接和稳定的联系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往阿拉木图和伊尔库茨克派去了技术高度熟练的人员，把同苏区建立联系当成极其重要的任务去做。莫斯科电台也对现有的人员做了补充，配备了技术高度熟练的人员，还安排了专门的报务员。此外还往天津、上海和香港派去了人员。另外还经蒙古进行调查以便为苏区准备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但是很遗憾，我们必须坦白地说，联络机关，特别是它的电台部尚未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所以需要周恩来同志继续亲自施加压力，以便使事情起死回生。我不得不亲自监督电台的工作，每天整夜地守侯在电台旁，以便能使电台工作人员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并迫使他们表现出主动精神和灵活性……”这位联络处主任还诉苦说，他甚至还要同自己的助手列昂尼多夫斗争，因为他极力主张关闭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和阿拉木图的电台。
就这样，经过了各地无数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到1936年6月1日，终于从阿拉木图电台得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苏区电台的讯号，这种讯号是红军1934年使用过的。于是，缪勒尔立即指示他所领导的所有电台开始跟踪监听。6月7日，伊尔库茨克电台又收听到苏区的信号，此后每天都可以收到并开始转播消息。但是这仍然是他们1934年用过的呼号、波长、及工作时间和手段等，显然这些都应该废止。据潘汉年和陈云报告得知，苏区一直在企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是，缪勒尔坦率地承认：“很遗憾，当时我们电台自己的闭塞、官僚主义和对解决这一极为重要任务的漠视，而使苏区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此后，他的电台在6月8日和9日又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表示了对恢复联系的高兴；另一封说老的密码都已经遗失。这座电台是刘长胜在新疆以及在阿拉木图的工作人员李明（即李立三）建立的。据他说，地方通讯终端局给刘长胜的密码也遗失了。最近我们又收到了李福生（即林育英）的电报，说他和四局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给红军送来了密码。还说曾给“中共书记张”打电报询问“施平来我们这里时把钱藏到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在张本人的暖水瓶里”。当然，给李明和罗英的密码也不能看作是稳定的联系，因为用这种密码得到的电报不清楚也不明确，“我们还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后我将亲自向您报告”。在这封信的最后，联络处主任缪勒尔还建议季米特洛夫对上述几位对恢复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有功人员给予奖励。据档案记载，到1936年10月，苏区和南京、天津都有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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