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
作者：李永昌
直接电讯联系的建立
据黄平回忆，他从莫斯科回国，共产国际交通处主任阿伯拉莫夫告诉他说，他们想建立一个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地下电台，报务员已经训练好了。他问黄平是否可以把密码带回去？只是这种密码不能交给任何人，如果别人接替他的工作，他必须重新编个密码。在黄平同意带回这个密码之后，阿波拉莫夫就叫人教给他编密码、用相机拍文件等的方法及写文件的秘密方法。最后还告诉他一个上海和莫斯科之间通报的秘密方法。
9月初，黄平带了密码回到上海，在冠生园和中央派来的李富春接上关系。以秦邦宪为最高负责人的党中央认为黄平的工作既然是属于交通的范围，于是就让他负责党的全部交通工作。所谓的交通工作，是向各地方发送中央文件，同时把各地的文件送给中央，还负责在中央和各苏区之间建立交通线，保证党的人员在苏区和中央之间安全往来。这些交通人员都由中央组织部管理，这是一项绝对秘密的工作。据黄平回忆，当时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完全不用过问交通线的事情，而只把全部精力都放到秘密电台上。不久，黄平就和莫斯科派来的报务员在约定的海宁路福寿里的弄堂口接上了关系。报务员是从海参崴乘苏联的商船到上海的，在海关人员离开之后，就乘一个小筏子把发报机带上岸。随后，他们在古巴路的一个地方租了一幢房子，并在那里把与莫斯科通报的电台建立起来。
当时，由中央给国际的电报都由黄平本人译成英文编成密码交给报务员发出去，国际来的电报也由他译成中文交给他的顶头上司赵云（康生）。康生住在北成都路一个弄堂内的二楼统厢房里，那里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据说黄平为了工作，通常每周要去那里几次。报务员是个湖北人，姓王。不久联系中央苏区的电台也建立起来，密码也是黄平编的。当时还正在建设一个通安徽的电台，也由黄平负责。工作几个月之久，没有发生过事故。在这期间，用照相机拍摄文件的工作进行得很紧张，黄平从沙逊大厦的一家德国公司里买了一架莱克相机和备件，使用效果很好。中央还让他买了几套，寄往苏区。大约半年之后，黄平被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他把电台和交通工作交给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
周恩来在1931年化妆离开上海前的最后几周，还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上海的对外电讯联系工作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为了确保秘密无线电台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他甚至亲自对设置在一幢西方人屋顶上的接收站仔细地进行了全面检查，还指示将大批的情报资料隐蔽起来。邓颖超离开上海去江西前也曾同盛岳的夫人秦曼云商定，用他们专门编制的密码通信。另据黄平回忆，周恩来走后，按照中央的指示，邓颖超来黄平家学习编密码和拍摄文件的技术。不久，他们接到苏区的电报，得知周恩来已经安全抵达。在中共中央机关陆续前往中央苏区之后，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和未被破坏的秘密电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工作。根据安排，当时上海的工作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局，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只有康生和李竹声两个人。大约1933年1月，盛岳回国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康生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带着妻子去了莫斯科。
电讯联系中断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机关被破坏，当时负责电台工作同国际电讯联系的程祖怡被捕，他供出了电台地址。不久盛忠亮被捕叛变，又供出是程祖怡管理国际台，王有才管理中央电台。另据黄介然回忆，1934年10月5日至12日由于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理经费的沈子修、管理电台的周秀珠、第一、二电台台长王有才等人被捕，损失了7台收发报机和一大批电讯器材。上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1934年9月，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宣告中断。这以后，苏联方面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在他的小册子《新条件与新策略》中说，他是根据上海出版的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934年11月14日所发布的消息才得知主力红军已经于11月10日撤出了瑞金的消息。
在现存俄罗斯的有关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一封写于1934年12月29日的信，署名是“上海中央局奈兰（Най лан）”。信中谈到1934年10月，党中央主席盛宗亮等五六个人被捕，在上海的三个电台全被破获。据档案记载，此后那里的局势极度恶化。为了使共产国际了解上海的情况，就只能通过联络员送去一些文件和党组织的有关资料，目的是说明党组织被破获的情况、组织力量的削弱、干部的缺乏，还提到当年春天从莫斯科派来的九个军事学员大部分都已被捕并成了叛徒。这封信还指出党的技术工作和联络手段的落后，相比之下敌人的工作更为有效。此外也介绍了当时极度困难的局势，并希望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及得到相关的指示。
当时共产国际“七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由于电讯联系中断，给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据“中心档案”记载，1939年11月18日一位叫“斯达汉诺夫”的人写了一封“致共产国际干部处”的信，讲述了1935年6月底上海党同共产国际之间联络的一些情况。他说，在1935年6月底，康生去海参崴，让他和一个外国人“安得列耶夫”去上海，任务是催促苏区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指名由上海派潘汉年、陈潭秋、曾宏毅和杨之华来莫斯科，结束上海党的事务，派“华（Хуа）”、“萧（Сяо）”和“何（Хо）”来莫斯科，“把他们同苏区的联络工作转交给新来的同志”。康生还说，上海党的工作极为困难，要极其小心，除了让他联系的人之外不要同任何人联系。在上海的联系是这样的：通过“华”找“萧”、见到“萧”后再找潘汉年、陈潭秋等人。另外，还可以通过“华”找“王之清（Ван Чжи－чин）”和“曾（Цзен）”。在与后者联系上之后了解与苏区联系的情况，通过可靠的联络人员催促苏区向共产国际派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斯达汉诺夫等于1935年9月初离上海，29日到达莫斯科。向康生汇报此行的情况，康生认为他们完成了任务。
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陈云、陈潭秋和杨之华等人在大会闭幕的那天才到达莫斯科。据中文有关史料记载，陈云是1935年5月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而杨之华、陈潭秋大约8月5日从上海出发，秘密乘坐苏联的客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
我们在现存俄罗斯的有关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大约写于1935年11月致共产国际的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标题的信。信中提到由于国民党实行了历史上空前的白色恐怖统治，上海的中央局处境极为艰难，和江西的联系也中断了，关于中央苏区的消息异常缺乏，连报刊也不能按期出版。在这封信中还说道，尽管如此，“无论哪里都没有出现惊慌失措的现象，而是恰恰相反……”还表示，越是困难就越要抓紧，他们还继续往各工会的领导机构派去新的人员，还以中央局的名义向各委员会发出信件，并通过信件了解江西苏区的消息。
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已经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央只好派陈潭秋直接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革命情况。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也是中共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自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遵义会议后，1935年5月又派陈云取道上海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8月上旬，陈云、陈潭秋、以及杨之华、何实础、曾山等人秘密乘苏联轮船去海参崴，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同年6月，中央在懋功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在离开瑞金以前，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1936年初，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病，再次向国际汇报了国内的情况。
电讯联系恢复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电讯联系在1936年6月最终恢复。对此，党史界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是刘长胜于1935年春携带共产国际的电讯密码从苏联回国，从而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得以恢复。向青先生认为，1935年11月，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林育英(张浩)经外蒙古长途跋涉，越过戈壁沙漠，到达陕北，由定边县到达瓦窑堡。由于旅途的艰难，张浩没有携带文件和通讯密码，所以，两者之间的电讯联系依然没有恢复。1935年春，共产国际派刘长胜携带电讯密码来中国，首先进入新疆，经甘肃1936年春到达陕北。向青说：“至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才得以恢复通讯联系。”
二是1936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携带电讯密码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重建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的姜琦和张月明也认为，1935年11月下旬，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林育英历尽艰险到达陕北，他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委托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恢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联系。熊建华在“关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一书的说法不正确，他引证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李维汉和张浩给张国焘的电报来证明早在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的密码之前，这种联系已经由于张浩的工作而恢复。
三是在1936年由李立三等人建立的。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到阿拉木图，并在那里建立交通站，负责安排来自国内的人员，了解新疆的情况，设法建立同中央的联系。李立三去后，先后安排了吴诚等20余人回国，还专门派了两批人带电讯密码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但都未成功。最后又派刘长胜带着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1936年夏天，终于收到了按李立三所订密码发来的电报。但是莫斯科仍然破译不了，后来康生带着密码到高加索去找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才破译出来。从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才最终恢复。
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之后，中共在长征途中曾多次策划与苏联恢复联络的方法。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党中央举行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川陕甘边区，建立根据地。然后执行共产国际在长征前的指示，向宁夏发展，靠近外蒙古，通过外蒙古获得苏联的接济。也有人提出新疆的盛世才政权和苏联关系很好，红军如能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就可以直接与苏联接通关系。为了与西北地区的红军建立联络，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在为恢复中共和苏联的联系而努力，曾先后派出过六批人员到中国来。最早的一个可能是阎红彦。他本人于1934年7月奉中共上海局之命赴苏，不久即被派回国送交电讯密码本，同时接一批军事干部赴苏学习。他经新疆入境，经甘肃绥远到北平，再经由山西于1935年底到达陕北。其次就是林育英(张浩)，1935年8月奉共产国际之命经外蒙入境，一方面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同时也带有电讯密码。他经宁夏、甘肃，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到达瓦窑堡。随后又派回来罗英(即刘长胜)，主要的任务就是送交电讯密码。1936年2月，共产国际在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之后，又立即经外蒙派一个7人小组入境，任务也是转送电台和电讯密码。这次行动由于受到陕北民团的袭击而失败。直到1936年5月还陆续派人经北平或欧洲、香港回国联络。1936年7月，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冯雪峰与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回国的潘汉年在香港会晤。冯雪峰告诉潘汉年，上海有秘密电台可直接与陕北联系，同时还有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潘汉年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之邀去南京交换实现国共合作的意见，取道西安去陕北，8月8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从我们所发现的现存俄罗斯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可以断定，上述说法都有偏颇之处。其实，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电讯联系恢复的工作首先是在季米特洛夫和周恩来亲自指导和督促下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络处共同努力，是刘长胜、李立三和张浩甚至包括当时在共产国际联络处工作的各国友人克服了无数困难全力工作的结果。为了恢复已经中断的联系，各个部门大力协作，进行全方位、多渠道的工作，并不是某个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现存俄罗斯的有关档案中发现了写于1936年6月25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共产国际书记处联络处主任缪勒尔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真实地叙述了有关在1934年秋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电讯联系中断和1936年6月联系恢复的具体过程。这是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有关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电讯联系的极为珍贵的一份档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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