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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标志的遵义会议
作者：石仲泉
红史绿城
我与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廷述同行。他一路介绍了有关遵义的不少情况，遵义的同志也给了一些资料，使我对这个历史名城有了几分了解。
原来遵义也是千年古城。春秋时期，属巴蜀等邦国领地；秦汉时置郡；唐代改为播州；明朝隶属四川；清雍正年间划归贵州，改置遵义府；民国中期设专员公署；新中国成立后改为遵义地区行政公署。199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遵义地区，设立地级遵义市，辖1区2市10县。过去只知遵义是黔北重镇，现在它不仅是“黔北粮仓”，粮、油、烟、畜年产量，均占贵州省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已经成为大西南的重要新兴工业城市，电子、冶金、机械、化工等的一批企业和产品，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此外，这里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都具有一定特色。
因为是初到黔北，没想到从贵阳来的沿途是“麦苗儿青，菜花儿黄”，不是江南，好似江南。这里尽管“地无三里平”，属丘陵低山区，但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满坡遍野，层层叠叠，车子飞驰绿原，清香迎面扑鼻。我们难以抵挡大自然的诱惑，不得不停一会儿，感受黔春的美色。这种情景与过去说的穷乡僻壤，怎么能对得上号呢？国家变了，贵州变了，难怪刚下飞机，手机上就显示出“欢迎您到公园省来”的信息。当时不懂，原来具有山川原始秀美的贵州正在为建设像公园一般漂亮的生态省而努力。还没到达目的地，历史印象一下子扫进了脑区的“垃圾箱”。高速路真好，过去要走六个小时的车程，现在两个小时就可赶到。
到遵义，我们先上红军山，瞻仰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就在我们住地宾馆对面，一眼望去，群峰巍峨，林木葱茏，犹如一条碧绿苍龙蜿蜒市中，使城区生态面貌大为增色。山腰耸立着意蕴“刺破青天锷未残”、“赖以拄其间”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高30米，正面为小平同志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顶端是5米高的镰刀锤子标志。碑的外围是一个直径20米的大圆环，嵌有四组汉白玉浮雕，即“强渡乌江”、“欢迎红军”、“娄山大捷”、“团渡赤水”。步入陵园至纪念碑前，要走250级陡坡台阶，象征2万5千里长征路程。
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黔生介绍了当年红军“智赚遵义”的史实。他说：三路红军强渡乌江后，直逼遵义。再度复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部署攻城。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从俘虏兵中了解遵义城防情况，决定化装成敌军，利用俘虏诈城。刘帅赞许：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要像，千万不能让守敌认出来。六团乘着夜色，让被俘的连长和士兵在前面带路，尽管守城敌军仔细盘问了20多分钟，但被俘连长回答无误，赚开了城门。红军战士蜂涌而入，20多名司号员齐吹冲锋号，敌人不知进来了多少红军，一部投降，一部北逃至娄山关和桐梓。这样，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名城遵义。当时，这里是黔北首府，工农业产品集散地，各地商旅云聚之所，既有老城，又有新城，一条清江穿城而过，人口约4万，市面秀丽，生意兴隆，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象样的城市。9日，军委纵队进城，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陈云兼任警备司令部政委；中央领导人从南门关进城时，各界人士在桥头摆设香案迎接。12日，在召开的万人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蒋介石的主力中央军和黔军都被挡在乌江以东、以南，使红军能在这里获得10多天休整时间。这是长征以来没有过的，使党中央有可能从容召开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遵义会议。
烈士陵园的讲解员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将军邓萍烈士墓。许多参观者都以为这是位女将军，但雕塑又是男像，总要问怎么回事？其实，邓萍烈士是赫赫有名的红三军团参谋长，曾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湘鄂赣苏区、坚持井冈山斗争，是彭总的老战友。在第二次攻打遵义老城的战斗中，他带领营以上干部到凤凰山下察看攻城地形时，同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刚说到“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遵义”的话还未说完，突然，他的头就栽到了张爱萍的右臂上。原来老城守敌的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张爱萍被溅得满身是血。邓萍就这样牺牲了，年仅27岁。痛失战友的彭总赶来含着泪水，脱去烈士血迹斑斑的征衣，换上新装，极其沉痛地说：我的兄弟，你为占领遵义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将为你报仇，完成你未竟的事业。邓萍牺牲后，叶剑英同志接任三军团参谋长。张爱萍同志后来赋诗痛悼首长战友写道：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济国端。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锋焰。“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倚马哭奇男。1959年初，彭总为他的战友亲笔题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之墓”，寄贵州省委，还说要来遵义为邓萍烈士扫墓。后来，这桩心愿未能了却。
——一个是“红军坟”。在邓萍烈士墓西南，有一座红军卫生员墓，墓碑刻有仿毛书法“红军坟”三个字。这是遵义人民为纪念卫生员龙思泉而筑的。在红军驻遵义期间，小龙会中医，常给老乡看病，疗效显著。在红军撤离遵义那天，家住20里外的一位老农突发急病，儿子赶来苦苦哀求，经领导同意，小龙前去治疗，护理一夜，老人病情好转。第二天清早要走时，晒谷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都是来求医求药的。原来小龙给老人治病的消息传的很快，越传越神：一副药下去，病就好了一半，“神医”有“神药”。小龙将前来求医的群众给药给方后，去追赶部队，在途中被地主狗腿子杀害了。老百姓闻讯赶来将他安葬好，还在坟前立了个碑，刻上“红军坟”三个字。这以后经常有老百姓上坟，求药治病。影响越来越大。解放后，群众将“红军坟”迁移至此，塑成女像，作为红军菩萨供奉起来。传说只要拜一拜红军菩萨，病就会好。凡是来陵园知道这个传说的，几乎没有不拜的。这个铜像能触到的地方，摸得锃亮。仿毛书法“红军坟”三个字，是“文革”后新刻的。群众对“红军坟”的膜拜，与其说是信神，不如说是对红军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缅怀。埋在这里的许多红军烈士都有感人的故事，一个个的说，一天也说不完。所以，红军山是红军精神之山，是净化人的心灵之山。
红军当年攻打遵义娄山关，是一个战役。一进遵义是这样，二进遵义也是这样。毛主席还写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诗词。我们自然也要考察娄山关战场遗址。娄山关是遵义北大门，相距百余里，为大娄山脉最高峰，周围群峰环立，川黔公路在峰谷间盘旋而上，形成一道狭窄通道。此前听人说，为拓宽公路，其险势已不如当年了。我们登临关口后，虽然未见雄关，但舒同题写的“娄山关”三个苍劲大字树立在关口遗址上。从遗址朝桐梓方向看去，还是能感觉到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峻。这样险要的地形，怎能不为兵家必争之地呢!?
我们本想爬上点金山顶，去感受毛主席那首词中写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意境，据说，山顶有雾，看不到如血的残阳，也就带着遗憾作罢。娄山关的植被很好，乔木茂密，一片碧绿，可以体会几分如海苍山的诗情。山下有一个遵义县旅游局办、当地农民看管的娄山关战斗陈列室。农民讲解员还能讲述那段历史。他说：当时敌军下了死守险关的命令。路难行，仗难打。但红军如果不及时攻下关口，必将影响整个战略部署。在中央领导进驻遵义城后，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根据军委乘胜追击的命令，根据掌握了地形资料和敌情兵力后，决定在大部队正面强攻的同时，派小部队抄袭敌后。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娄山关，随后进入桐梓城。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转折的伟大标志
3月25日，我们参观闻名遐迩的遵义会议会址。一下车，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称之的中华第一匾，即毛主席在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名，赫然跃入眼帘。这个会址，原来是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在旧城。据说，是当时遵义最好的建筑，两层中西合壁的砖木结构楼房，房顶为歇山顶(中国南方古建的一种形式)，高墙壁立，朱门厚重，气派伟岸。穿越过厅，是一座砖砌的影壁，两面顶额都是五彩瓷片嵌字，前书“慰庐”，背为“慎笃”。走过影壁是青石铺墁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四合院，为主人旧宅；北侧是主楼，白线勾青砖，四周有回廊。二层楼檐下柱间有10个券拱支撑。整个主楼建筑面积达620多平方米。中央红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刘伯承等住此，彭德怀、杨尚昆从前线赶来也住此。二楼东面中间有一客厅，天花板垂吊新款灯，红木门窗，厅中央摆着一张栗色柏香木长条桌，20多把木椅、藤椅、折叠椅和长凳圈成半圆形。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就是这个客厅，正好容纳20多人开会。离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是总政治部。这座建筑有经堂和学堂两部分，场地较大。经堂为罗马式建筑。当年在这里召开过遵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商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筹备工作。二进遵义后，中共中央在此召集红军干部大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总结遵义战役胜利经验。紧挨着天主教堂，是黔军一个副师长的住所。这是一座木砖结构的前后两进、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前进仿西式风格，后进乃典型黔北民居特点。博古、李德、伍修权等住在这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住在黔军另一个副师长的官邸，也是座精致的两层中西合壁砖木结构建筑，上下均有回廊环绕。它在新城，离总司令部住地要走20多分钟路程。遵义会议纪念馆，包括这一系列建筑群，不只是人们常说的会址那栋法式洋楼。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向我们介绍说：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遵义会议的一些基本情况，其实，这是经过了很多年努力的结果，包括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前身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功劳。开会的时间、参加的人员、会议的缘起、发言的情况、决议的起草、领导人员的调整等等，无不都经过找多少次中央领导、当事人、知情者反复的访问，查档案，翻资料，研究考证，才逐一落实廓清的。直到今天，有些原始文献还未找到，有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楚。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太重要了，我们对遵义会议史实的陈列越来越客观、讲解介绍越来越细，就反映了这一点。
遵义会议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研究成果显著的一个专题，无论是从党史领袖人物的角度，还是事件本末的经纬方面，其著述都很丰富。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老馆长费侃如就是研究遵义会议的专家。他的一些考证分析对推动这个专题的研究起了一定作用。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在编修党史一卷的过程中翻了些材料，又对有关史实作了些考察，才形成了点看法。对遵义会议的基本观点是两句话，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即推动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前面的文章已解释了第一句话，这里再来分析第二句话。
怎么样来说明遵义会议的伟大标志作用呢？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毛泽东在湘江战役之后就提出过要讨论失败的原因问题，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只解决了那时急需解决并且能够获得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的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来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打下遵义之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才有可能根据黎平会议决定，在这里开三天会进行讨论。那时，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比较大，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来不及思考。博古的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了总结，将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原因主要归于客观方面，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彭德怀等都相继发言，或举出历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逐一进行驳斥，或从总体上对中央的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进行理论分析。周恩来先是作“副报告”，即补充报告，专门讲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问题，既分析了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但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并承担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在听完与会者的许多发言和博古、凯丰的不同意见后，他再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提出调整中央军事领导，并请求免去自己职务。尽管博古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李德仍然很顽固，但会议的这个局面，使中央政治局最后得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它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包括堡垒主义、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等，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像这样尖锐地批评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在前三次会议是不可能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作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这是此前的几次会议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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