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对外政策
作者：林晓光
2.1946年7月16日，外交部和邮电部联合提出报告，要求派代表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世界通讯大会。这—类涉外活动的审批权限属于对外政策部，所以仍报请对外政策部审核批复。苏斯洛夫认为：这一大会的组织者及其宗旨是反苏的，应拒绝参加。所以苏联未派代表与会。
3.9月5日，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要求对外政策部对即将参加巴黎会议的各国代表的政治背景及其对苏共的态度作出介绍和评价。苏斯洛夫对美国国务卿赫斯的评价是“民主党右翼的代表人物、杜鲁门的亲密朋友、与工会敌对的反动分子，代表了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对抗政策的反动集团的意见。这样的评价对于苏共领导人的对美认识和对西方政策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不难想象的。这固然是战后东西方开始冷战对抗的国际环境的反映，同时也说明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拥有相当大的建议权、发言权、监督权和影响力。
4.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是由对外政策部承担筹备和会务工作的。1947年9月，对外政策部为准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就各国共产党的现状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赞扬南斯拉夫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认为南共领导人的言论“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但仅仅几个月后的1948年2月，由于苏南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对外政策部又起草了以极其尖锐的措辞批评南共领导人的报告，指出：“南共领导人对自己的成就和成绩评价过高，试图把南共置于巴尔干地区独立的‘领导党’的位置。”这一相当严厉的评价对于苏共中央关于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的看法和判断以及苏南两党关系的演变，恐怕不会毫无影响吧。
5.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由对外政策部承担筹备和会务工作的。1948年2月，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三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谈，苏联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佐林，从这个排名顺序也可以看出对外政策部在苏联对外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在苏联对外事务的决策和操作方面，如果涉及到东欧国家、各国共产党、苏联社会团体以及意识形态和对外宣传方面的问题，对外政策部还是拥有相当大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审议权，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情报委员会——对外关系部——对外政策委员会
1947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中央情报局。为与之对抗，苏联也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领导人的情报委员会，统一管理党、政、军、警、内务以及社会团体等各个系统的对外情报事务。情报领域的激烈对抗进一步加剧了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对抗和战略争夺。由于当时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所以情报委员会的设立使外交部在对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处理、利用等方面，一时处于主导地位。对外政策部的权力和作用相对而言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削弱。外交部系统的驻各国大使也因此获得了管理所驻国家的全体苏联情报人员的权力。如：1947至1952年担任驻美国大使的帕纽什金，同时也是苏联情报系统在美国的最高代表。
1948年12月，莫洛托夫的妻子捷姆乔吉娜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事件的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翌年又被捕入狱，使自40年代以来权力地位一直仅次于斯大林、位居苏联领导人第二位的莫洛托夫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下降。1949年3月，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被维辛斯基取代。情报委员会虽未解散，但从1949年夏季开始转由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兼管，在苏联对外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不过这一重要部门仍为外交部系统所管理，并未被其竞争对手——对外政策部接管。
1948年7月，对外政策部改名为“对外关系部”。自1947年9月转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苏斯洛夫再次担任对外关系部的部长。由于业务范围扩大，工作量不断增加，苏斯洛夫进一步充实了对外关系部的组织机构，将地域性业务局进一步细致分工，如：原来亚洲地区3个局分为中国、日本、朝鲜、蒙古、东南亚、中近东诸国和土耳其伊朗阿富汗7个局；原来的人事局也分为外交关系、对外贸易、社会组织3个局，再次显示出意欲总揽和监管苏联对外事务的强烈愿望。但苏斯洛夫的这一构想最终还是未能实现。因为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里坚决支持苏斯洛夫的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末去世，而一直与日丹诺夫争权夺利的苏共中央主管组织人事的书记马林科夫的权力地位相对上升，马林科夫当然不会支持分属不同派系的苏斯洛夫插手外交人事工作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就连对外关系部自身也因失去日丹诺夫的支持而陷于不稳定的状态，在短短时间里不断地被改编。1949年4月18日，改编为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由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的主编格里高利扬和波诺马廖夫出任正、副委员长，而外交部第三欧洲局局长安德烈伊·斯米尔诺夫任第二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这一人事安排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1．苏斯洛夫对于外交事务的影响力再次下降；2．对外政策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将面向斯米尔诺夫主管的中欧、东欧和南欧，即大体上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务。
对外政策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一是根据1950年7月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以罗马尼亚工会的名义，创设国际红色工会援助基金，使对世界各国左翼运动的资金援助制度化。所需资金由苏联提供一半，剩下的一半由各国共产党分摊，因此在资金的分配上苏联的意向占居主导地位。这项工作的具体运作和实施是由对外政策委员会承担的。二是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框架内，组织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的批判。在1949年的情报局会议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对铁托的批判文稿，就是该委员会为之准备的。三是对国内各个社会团体的出国访问和所邀请的外国人士进行政治审查工作。
对外政策委员会1950年向苏共中央提出的报告认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应付日常事务，无法把精力集中于更重要的课题。这些课题有：对各国共产党组织、人员及其活动的深入考察；对各国左翼友好党派所提要求的回答和援助措施；对全苏总工会、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全苏反法西斯委员会，以及其他涉外机构及其活动的监督和审查等。为此，要求增加18名工作人员：中国、朝鲜、蒙古、德国、澳大利亚各3人，东南亚局2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局1人。并于2月召开局级干部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开展更为有效的工作。
就对外政策委员会与外交部的竞合关系而言，两者在涉外事务方面有着不成文的分工默契。大体上前者负责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事务，后者负责处理对西方诸国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各国的左翼政党和红色工会的事务，后者只是处理政府和国家意义上的外交事务。为了做到名实相符，1952年10月该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1953年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以后直到1957年，该部又一分为二，分别设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至此，随着部门一分再分，职能更为专门，权力范围相对缩小，所主管的事务也越来越少，苏共中央系统的直属外事部门对国家外交政策和事务的介入和影响力大为削弱，主要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络和指导工作，既不能监控外交部的工作，也不能介入国家的外交决策，只是苏共中央各个部级机关中的一个工作部门。从国际情报部成立以来与外交部系统的权力争夺也基本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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