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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对外政策
作者：林晓光
共产国际的解散和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成立
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成立与共产国际的解散密切相关，后者的结束导致前者的出现。共产国际于1943年宣布解散后，苏共中央不能没有一个搜集、调查、分析、研究国际情报，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向党中央提出有关政策建议的专门从事对外事务的机关；同时为了接管共产国际留下来的大量资源，也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众多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苏共中央成立—个新的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斯大林在阐述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时说：“经验证明，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无论马克思时代，还是列宁时代，或是今天，都是不可能的。恐怕还是要像南美、美国和加拿大、部分西欧国家那样，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当然，这样的事不能着急。”平心而论，斯大林的理由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就在几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恰恰是斯大林本人提出需要成立一个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用以指导和协调各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为了从莫斯科控制各国共产党人，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中心总是需要的。问题在于何时、何种情况下才符合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其实是另有原因。—是为战胜纳粹德国，苏联需要加强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合作关系，而—直指导各国共产党人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而奋斗的共产国际，不利于苏联实现这一战略利益。二是1943年4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令屠杀近2万名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被揭露出来，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苏联与波兰断交，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为恢复国际形象和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需要解散共产国际。三是为了减轻苏联红军所承受的德军压力，急需美英等国开辟第二战场，这就需要减轻西方国家对倡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恐惧，解散共产国际不失为策略选择之一。四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逐步转入战略反攻，纳粹德国的灭亡指日可待。斯大林力图在苏联与西欧之间的中欧、东欧设立一个缓冲区，形成保障苏联安全的战略空间，这就需要与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东欧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负责指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共产国际的存在与这一外交政策方针不大适应。
1943年5月8日，莫洛托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执委会组织人事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转达了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意见。5月11日，季、曼二人草拟了宣告共产国际解散的执委会决议草案，当晚提交斯大林批准。5月12日，季米特洛夫把经斯大林同意的决议草案通知了执委会全体成员，并在翌日召开执委会全体会议，正式讨论了草案。但是斯大林却又指示：不必急于开会通过决议，留出2、3天，让执委会成员有时间提出不同意见，以免给人留下要赶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印象。于是德国的皮克提出，在德国国内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解散共产国际不大合适。但到了5月15日，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意见已经在苏共和共产国际内部非正式地流传开来。在当时斯大林威望极高和权倾一时的环境下，他的意见自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人敢于从正面加以反对。这就在实际上左右了当时苏共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舆论导向，毫无疑问会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在5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就再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了。
5月20日，斯大林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询问能否立即在报刊上公布执委会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按惯例，共产国际作出的任何涉及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决议，都应首先送交各个支部(各国共产党)征求意见，然后再公开发表。但斯大林似乎急于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公诸于众，要求免去例行的一切程序。斯大林的上述举动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他要竭力避免给外界留下独断专行，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共产国际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尽快公开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恐怕是为了改善苏联的国际形象，对当时正在举行的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美英首脑会谈施加某种影响，避免美英两国作出不利于苏联的决定。5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只有加里宁提出：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指责为由苏联发出指示，指导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可以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办公地点转移到其它国家。斯大林重复了前述的解散理由，政治局的全体成员没有任何反对意见。5月22日，《真理报》以头版头条公布了宣布共产国际解散的执委会决议，向全世界宣布了共产国际的解散。
共产国际作为组织形态的解散是比较容易的，但如何处理它所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就是较为困难的问题了。共产国际的遗产包括与各国共产党的通信网络、使用18国语言的对外广播电台、外国语的出版社、新闻通讯社、培养各国共产党人的学校，以及卷佚浩繁、汗牛充栋的大量内部文件、各种书籍和秘密档案等，无一不是极为宝贵的资源。6月12日，斯大林在自己的书房召集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谢尔巴科夫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共产国际的巨大遗产。最后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在苏共中央设立国际情报部，仍由季米特洛夫负责。但为了避免被西方国家指责为共产国际假解散，名义上由谢尔巴科夫任部长，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任副部长。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国际情报部的下属机构也改用研究机关的名称，如：负责对战俘进行工作和向敌军派遣情报员的部门改称第99科学研究所，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联络和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的部门改称第100科学研究所，从事对外广播宣传的部门改称为第205科学研究所。
1944年7月，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正式成立，下设英联邦、美国与南美、斯拉夫与巴尔干、中欧、西南欧、中近东、太平洋诸国等7个地区局以及情报出版局，共8个局级机构，形成较为完善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其工作人员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技术和外语方面的专业人员，大部分是原共产国际部门的留用人员；二是从其他党政部门调入的苏联人，大多担任各级行政管理工作。
国际情报部的演变
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成立后，工作内容与共产国际时期并无太大的区别。一是各国共产党之间的通信与情报的搜集整理和传递，如：1944年12月，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处得到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和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情报；1945年6月，又向斯大林请示如何评价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二是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如：季米特洛夫很关心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关系，陶里亚蒂关心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三是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如：1945年3月，季米特洛夫与第一副部长帕纽什金联名致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建议在“与德国同志协商，并听取红军中央政治局情报员的汇报和对现有情报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改变我们在德国的政治组织和活动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提出应加以改善的具体工作内容有：1．宣传的组织和内容；2．组织德国反法西斯团体支援苏联红军；3．培养德国的反法西斯活动家。这些建议都没有涉及到国家或政府权限范围内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政策。
从以上几点看，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工作中心还是在东欧地区，还是侧重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随着各国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返回自己的祖国，国际情报部的工作中心开始向苏联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转移，并于1945年更名为“对外政策部”。
1946年4月，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进一步充实了组织结构。新设置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局和东南亚各国局，拉美局与美国局分开，各自独立。最值得注意的重要举动是设立了“苏联国家社会组织局”，此举无疑是企图把苏联国内所有涉及对外事务的组织和团体都纳入自己的监督之下。另外将外事人员培养中心一分为二，成立“外事人员培养审查中心”和“外国共产党及社会组织情报员调查登录中心”，显然是试图通过对外事人员的控制，从组织人事方面介入外交系统的运作。其背景主要是苏共中央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对外交部的工作一直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试图通过对外政策部的权力扩张，扩大苏共对国家外交事务的监督控制权。他亲自选择了作为苏联全权代表、在拉脱维亚以无情镇压而著称的铁腕人物苏斯洛夫出任对外政策部的部长。
苏斯洛夫新官上任伊始，即埋头对所有涉外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对本部门组织机构的改革方案，并于6月1日向苏共中央和日丹诺夫提出了题为《关于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的状况和组织结构及其当前任务》的报告。提出对外政策部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有：1．外事人员的培养。他认为由于以前外交部、塔斯社等涉外机关对外事人员的培养注意不够，致使苏联外事人员极为缺乏，对现有外事人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也极不充分和缺乏系统性，因此要加强对外事人员的培养、检查和监督。2．对外宣传工作的改善。3.积极促进和指导各政府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的对外活动。他批评现有对外宣传机构的工作效率甚至不如资产阶级新闻社，应尽快由对外政策部牵头，与党中央的宣传局合作，对塔斯社、国际图书公司、全斯拉夫委员会、全苏总工会国际部等各机构所进行的所有涉外活动进行有效监控。4．改善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他提出必须适应战后新的国际形势和日益扩大的苏联的国际影响，重新评估和确立苏共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通过改善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加强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为此，他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外政策部的组织机构和增加工作人员，增设2名副部长，10名局长，45到50名情报分析官员，并从文科大学和外语大学选拔50到100名优秀学生到第205研究所进修，为外事部门培养后备力量。最后，他要求苏共中央把系统管理政府和民间各个渠道得来的全部涉外情报的权力也赋予对外政策部。
很明显，如果苏斯洛夫的设想全部实现，则不仅是外交部，甚至全苏所有涉外部门都要接受党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监督和检查，对外政策部将成为苏共中央之下总揽和监控苏联对外政策与外事活动的唯一部门，权力必将极度膨胀。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苏共中央认为把那样大的权力交给一个部门反而不利于苏联外交的推进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并未全部采纳苏斯洛夫的建议，只是赋予对外政策部监督除外交部以外的其他涉外部门的权力和对部分外交事务的审议权。如：1946年8月，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要求派代表参加世界犹太人学生大会，依照权限划分，报告从外交部转到对外政策部。苏斯洛夫认为这一大会对苏联态度嗳昧，且性质不明，故未予批准。9月，苏斯洛夫又向日丹诺夫报告说：通过与党中央宣传局合作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以及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进行的检查，发现上述团体的活动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显然，对于这些社会团体的涉外活动，对外政策部即使没有全面控制或直接管理的权力，至少也有相当广泛而强有力的监督权和审查权。
在外交部和对外政策部之间，对于外事权力的争夺和竞合关系则较为明显。如：1946年7月20日，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致函基塔诺夫，指出：外交部一般不赋予驻外大使超出其正式权力之外的任务，因此对外政策部委托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大使替拉科西(匈共领导人)和哥特瓦尔德(捷共领导人)转交信件恐怕不大合适。从而委婉地拒绝了对外政策部利用驻外大使介入外交部工作的企图。但是另一方面，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索夫在1946年11月致基塔诺夫的信中，又转达了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关于加强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宣传工作，以对抗美英对南斯拉夫的文化渗透的建议，请对外政策部予以批准和协作。这大概是因为全苏对外宣传工作由对外政策部监控和管理的缘故。由此可见，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并不拥有监督或控制外交部的权力，外交部也不接受或服从对外政策部的指令，只是在某些由对外政策部主管的涉外事务方面，外交部需要取得对外政策部的支持与合作，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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