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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
作者：张 化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作了一次很有分量的汇报。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刘少奇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似乎不大提了。工业现在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是什么？文化革命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情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强调？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在汇报中抓住的这些特点，恰恰反映了全面整顿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迂回曲折的表现特点，真的是“点”到了要害，触到了毛泽东内心的敏感点。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他听取毛远新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现在回顾，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对整顿能否进行下去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是毛泽东静观、权衡、态度微妙的阶段。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何者能胜？最终取决于毛泽东的裁决。而毛泽东的裁决倒向哪一方，则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政治斗争的全局来看，整顿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在9月底至11月初已经孕育。刘冰等人写于10月13日的信，不过是一个引爆的导火线而已。
当然，最能说明整顿之所以出现悲剧性结局的，还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下旬到年底的几次谈话。11月2日，当毛远新向他汇报情况时，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认识相比较，此时，他把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进一步延伸、扩大了。他认为，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5年岁末最后一天，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到中国的变化时，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谈话。虽然，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认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存在已久，但在经历了1975年的整顿后，发展得似乎更加极端。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在共产党已经执政20多年的情况下，还把“斗”当作解决“八亿人口”基本问题的有效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民族精神，反映出共产党执政20多年后仍在延续的“革命党”的思维方式。
谈到整顿的悲剧性结局时，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邓小平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而是急于事功，结果导致了政治上的“大翻车”。从现有的材料看，邓小平在当年对形势的估计的确比较乐观，没有料到毛泽东的思想会出现反复，形势很快会发生逆转。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大翻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邓小平的急于事功？还是其他原因？从邓小平领导整顿的过程来看，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既然整顿已经从经济、军队、科技、文教等领域开展起来，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投入到整顿之中，要想放缓、刹车，恐怕不大容易，这不是个人“戒急用忍”所能完全控制住的。这一点与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样特点。
从总体上看，导致1975年邓小平在政治上“翻车”的原因，既不在于刘冰等人写了一封反映问题的信，也不在于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根本的原因在于1975年的历史环境。1975年，持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和希望。邓小平进行整顿，是想改弦易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而这样的努力，根本无法在1975年的历史环境中进行下去。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影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存在……具有这些时代特征的历史环境，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整顿很难最终扭转局面，取得成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试图通过整顿，把党和国家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是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中断的。
当然，在这一悲剧性结局形成的过程中，在毛泽东逐渐对邓小平失去信任时，他对邓小平这位得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一开始，他并不想立即批判邓小平，而是采取帮助的态度。11月2日，他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谈一下，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作个自我批评。他不想让跟邓小平冰炭不容的“四人帮”插手此事，不安排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叮嘱毛远新不要把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江青。他真心希望邓小平接受意见，作个自我批评，把目前的政治格局维持下去。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使他不愿意立刻打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格局，再进行一次重组了。
但是，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毛远新发生的“争论”却表明，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毛远新按照毛泽东指示作了“开门见山”的发言后，邓小平驳斥了毛远新对当前形势的描述。他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他对自己的主要工作作了简略回顾，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后开始抓工作的(这是邓小平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整顿实际上开始于1975年1月。——作者注)，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从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他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邓小平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最终打破了毛泽东的希望，使他精心安排的政治格局已经难于实现。
怎样认识邓小平此时表现的强硬态度?有人将之归于“邓小平耿介的个性”。个性耿介，固然是邓小平的特点，但是，作为具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并非遇事缺乏灵活性，凡事拒绝妥协，或没有过妥协。关键要看，向谁妥协？在哪些问题上妥协？作为追随毛泽东革命几十年的老部下，邓小平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折服和敬重，是与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理想和对党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他们虽然对毛泽东的做法持有异议，但对毛泽东的敬重并未改变。基于这种几十年形成的发自内心的情感，要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在1972年检查“错误”，甚至在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批评发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邓小平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冰释前嫌，“团结合作”，却是难以做到的。
不应忽视的还有，11月2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那一番充满自信的话——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话极简练，但邓小平在整顿中已经看到的国家发展的希望，以及对此具有的坚定信念，却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自“文化大革命”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后，几次纠“左”，几经反复，每一次反击“右倾回潮”、反对“复辟”的运动，都引起更加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除了改弦更张，再无路可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过“两落两起”经历的邓小平，已经洞悉“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前景。他在江西三年下放实践中的思考、他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措施，以及要“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打倒”的信念，此时已坚定而不可动摇。这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处于被动状态的邓小平，想紧跟又跟不上，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的状况相比较，与几年前对于许多问题有所认识，但认识还不深透，因而保证“永不翻案”的状况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此，整顿受挫后，邓小平的不让步，原因恐怕不止于个性。邓小平的不让步，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坚定地表示出拒绝承认“错误”，不向“四人帮”妥协，不与“四人帮”合作，不把毛泽东精心安排的政治“平衡”保持下去的态度。
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在形势逆转后愈加充分地表现出来。11月10日，胡乔木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向邓小平提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11月15日，邓小平在王洪文回京后，给毛泽东写信说：“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
11月20日，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希望中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一次，邓小平还是没有顺从毛泽东的心愿。他接过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曾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茬，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976年，毛泽东讲过“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作者注）
一个月后，邓小平承认：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坦率承认的思想认识分歧，使他最终不得不与自己多年敬重、追随的领袖决裂了。这不是一般领袖与部下、多年战友的分手，而是在国家前途问题上两种政见的分道扬镳。
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位在党政军机关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文件在谈到刘冰等人的信后，又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976年2月，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但在同时也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的这一态度限制了江青等人把“批邓”升级的企图。1976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政治生涯又一次跌到低谷。这是他投身革命后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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