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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
作者：张 化
形势的逆转
1975年全面整顿的成效是明显的。整顿开始后，一些地区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获得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690亿斤，增长3.4％；钢2390万吨，增长13.2％；原煤4.82亿吨，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6％。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9.2％。进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财政收入815.61亿元，比1974年增加32.5亿元，增长4.15％；财政支出820.9亿元，比1974年增加30.1亿元，增长3.8％；收支相抵，财政赤字5.3亿元，比上年减少2.4亿元。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1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总规模达392亿元。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539个，新增固定资产250亿元。国防科技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远洋运输业迅猛发展，远洋运输船队达到500万载重吨，实现了周恩来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被动局面的夙愿。
整顿的成效和形势的好转，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到了希望。当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来在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整顿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觉醒。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态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家命运与自己肩负的责任联系起来。
整顿中，不仅出现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的大字报、诗人郭小川的万言书，还在8月出现了来自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小人物”的《献国策》。
这份《献国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被捕入狱，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再次受到冲击，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5月，他用22页方格稿纸写下《献国策》一文，表述自己“担负国家之重任”的想法。8月，他卖去蚊帐、箱子和铝锅，凑足路费前往北京。到京后，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李天德《献国策》的主要内容有：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取消开卷考试制度，一律实行闭卷考试；凡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批评者，一律不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领袖的任期与功过等12个问题。他在《献国策》中说：“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是主席一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坏处”是：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的空前大破坏。由于林彪搞宗教迷信、集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奸滑。
这篇鞭辟入里、不掩锋芒的《献国策》，是一篇以生命为代价，批判“左”倾错误，声讨林彪和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战斗檄文。今天读来，仍然可以感到这位当年只有36岁、却有11年狱中经历的知识分子，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冒死上谏、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
1975年夏天，这些并无政治背景的大字报、万言书、《献国策》等的相继出现，反映出在全面整顿的影响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一定范围成为比较强烈的社会呼声。
就在这时，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具有相当冲击力的上书。这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的内容都是反映迟群在清华大学的问题。
第一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他们在信中反映：近几年来，迟群在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他多次劝说和帮助，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这封信请求中央派人解决迟群的问题。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列举了迟群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五个方面的问题。10月13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人再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对迟群专横跋扈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说迟群最近的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了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还反映“谢静宜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
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没想到这件事很快成为党内矛盾的爆发点。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会传达毛泽东在10月下旬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于11月12日扩大到1700多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
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北大逐步推向全国，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悲剧性的结局
1975年的整顿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的。
从11月开始，没有几个月时间，邓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顿前列的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也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整顿精神的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仅七机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厂、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就被改组了80％。
整顿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原因在哪里？是因为刘冰等人在不适当的时间写了一封信吗？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谢静宜，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这才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来，作为共产党员，通过正当的组织手续，向党中央主席反映本单位负责人的问题，是符合党章规定的正常做法的，更何况是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虽然，从转信者的立场看，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至少是同情、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提出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本人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不合社会常理，实际上偏袒了迟群等人。
其实，整顿之所以出现悲剧性的结局，并不在于有没有刘冰的信，或邓小平转没转刘冰的信，而在于毛泽东对整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一点，邓小平等人是在11月才明白过来的。
11月10日，邓小平和胡乔木有过一段对话。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小平回答：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联系到8月15日和9月底，胡乔木两次提醒邓小平：评论《水浒》是不是有所指？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架空毛主席。那时，邓小平并不以为然。而从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断语开始，他真正意识到了形势的复杂和问题的严重。
各种材料表明，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断语，不仅反映了他内心对整顿深入产生的不满，而且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背景，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整顿出现悲剧性结局的真正原因。
1975年，是整顿成效显著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内矛盾进一步深化、几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一年。斗争围绕着要不要安定团结、要不要落实党的政策、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而展开。斗争的焦点，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还是全面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所转变、有所前进。其中，涉及到的实质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这是从1967年2月老一辈革命家激烈抗争时，就尖锐提出的问题，也是到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时，又一次触及到的问题。
1975年前后，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交织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他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错误，抑制极左思潮，实现安定团结，保持经济正常发展。这一年，他不仅在抑制社会混乱、解放干部、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作过许多指示，还建议释放关押的战争罪犯和国民党省将级人员。根据这一指示，公安部和司法机关对341名国民党省将级以上人员和3300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全部履行释放和安置手续，还对在押的95名台湾武装特务和49名特务船船员宽大释放，给予公民权，并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就业。其中，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在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泽东在病重时回顾往事，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打垮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事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这后一方面，在他看来，是可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相并列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思想上绝对不容动摇的主导方面。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通过实现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体现他发动这场运动时“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但是，整顿越是深入，便越是接近甚至将超出毛泽东所能允许的“底线”。一旦他感到整顿将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时，就绝对不能容忍整顿进行下去了。
出现整顿的悲剧性结局，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社会原因。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讲话、行动都已很困难。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9月，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了他的联络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从此，毛泽东的意见由毛远新传达，政治局开会也由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这种状况，不仅使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更加难于直接见到毛泽东，而且使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原本就不多的联系变得更加单一。从这时起，同江青等人关系密切的毛远新，对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作用。9月底开始，毛远新不断向毛泽东作的汇报，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文章谈到毛远新的这些汇报时，说这是“诽谤”、“诬陷”、“谗言”，不少书籍也援引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乎带有“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批判“四人帮”的痕迹。今天，我们再来看那些汇报的内容，并未感到是“诽谤”、“诬陷”等，倒是从中看到了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对立。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帮”、毛远新及其亲信密切配合、加紧活动的阶段。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一次重要汇报。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一些。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他表示：“担心中央，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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