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三名农民党员的万言书
作者：申崇华 张培林
6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2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说：“你们的来信，我早已收到了，确实因为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但是我以为我还是以负责态度对待了您的来信。我把你们的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乃至中央如实作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并鼓励他们说，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
7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这期间，杨伟名被党内高层发现，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读了这篇文章，即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清找杨伟名座谈，杨伟名被聘为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通讯员，与此同时又被聘为咸阳地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可以看出，《当前形势怀感》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的愿望。
《当前形势怀感》能得到上上下下特别是一些领导的肯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虽然杨伟名当时未曾知晓。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包产到户的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划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联系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接见共青团干部时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了那个著名谚语，“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声明，这只是初步意见，可能不算数，待中央在8月会议上再定。
逄先知在《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披露：“当时对于分田单干的问题，中央不少负责人都是同意的。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基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并且由于毛主席对《六十条》的偏爱，认为贯彻了《六十条》，农村的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已基本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主席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再进一步调整，搞包产到户什么的，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8月，中央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索。”
导火索已经点燃，杨伟名及其《当前形势怀感》受到批评就成为必然。8月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特别对“一叶知秋”、“单干”问题批评尤甚，责成给来信以明确回答，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1962年9月初，户县北街七一大队进驻了一个由省地县社党委负责同志组成的四级工作组，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声势之大、态度之严肃，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工作组轮番找杨伟名谈话，但他神情自若。他是自信的，纸上写的都是他反复思考过的。他告诫自己，为了过关，写的检讨语言要诚恳，分寸要把握好，对实质问题该回避要回避，让将来的历史去检验！于是写了一份《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检查，在工作组临走时交了上去。
是年10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写的《关于纠正单干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情况的报告》中说，宣传单干的言论，“在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中讲得比较系统”，“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
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向西北局、党中央写了《对户县三个共产党员<当前形势怀感>的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说三个党员提出开放自由市场，“完全是一种冲垮统购统销、损坏计划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的荒谬主张”等等，省委还提出要把三个党员的错误观点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教育。
10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单干”、“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1963年1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监委给杨伟名等三名党员的定性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是富裕农民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乱发信件，广为散播，在组织上也是有原则错误的，是违反党的纪律的。经检查指出后，‘尚能认识错误’、‘表示悔悟和改正’，因此‘不给纪律处分’”。至此，这个案件才告一段落。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尽管杨伟名深知历代以言治罪的教训，决心不再写东西，不再过问政治和时局，但“文革”开始后，他又公然批评“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非常危险；说学习毛选“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临渴掘井”、“教条主义”；指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红颜薄命，智者多灾。洞幽识微的慧眼，为党为民的情怀和刚直不阿的性格，给他带来了灾难。“文革”中，他这个历史与现行双料的“修正主分子”，挂牌、请罪、罚跪、挨打、喷气式和受辱就成为必然的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无端受羞辱的心情和无休止的残酷批斗，使他彻底绝望。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双双服毒，走上了绝路。
1979年6月1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六次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对杨伟名同志予以平反昭雪，并发给埋葬费，适当解决生活补助费。由城关公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予以宣布。”一场冤案总算有了了结。
历史终于为杨伟名和他的《当前形势怀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