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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农民党员的万言书
作者：申崇华 张培林
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终南山下，渭河之滨，有个闻名全国的农民画乡户县。这里不仅文化积淀深厚，人才辈出，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建立党组织后，户县就是我党的一个重要据点。生于1922年、家住户县城关镇的杨伟名，不仅从小聪明好学，而且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贫困的家境和被抓壮丁的遭遇都使他对共产党由衷的热爱，为此，他克服只上过几年私塾的困难，经常阅读进步报刊，并为西安的进步报刊写稿，探索革命道理，抒发对党的感情。1948年末，他与户县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第二年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户县县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户县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副乡长。合作化开始后，村里没有担任会计的合适人选，遵照乡亲们的愿望，他向组织提出申请，回村担任了合作社会计，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对农村、农民、农业工作的探索和奋斗。
自从1957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里，提到了“跃进”一词，他就以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感觉到这个词汇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1958年，“大跃进”一提出来，他欢欣鼓舞，热血奔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针在报上公布，他积极拥护。对“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他和千百万朴素勤劳、一心想过上富裕美满幸福生活的人们一样，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办公共食堂，搞大炼钢铁，放粮食卫星，他都积极参加。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起，人们开始受到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惩罚。公共食堂的饭越来越稀，久违了白面馒头。科学家发明的从玉米芯、玉米壳里提取的所谓淀粉，成了公共食堂的粮食。荒年的口粮野菜、树叶，又回到了庄稼人的碗里。1960年开始，从河南、山东、安徽、四川、甘肃等地一溜一串的逃荒农民，从火车上蜂拥而下，不少光棍引回了皮包骨头的外地女人，队上的场院、饲养室草房、村子的古庙、碾坊，都有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女老少。几乎绝迹的“叫化子”，又成群结队出现，许多地方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令人费解的是，报纸上广播上的宣传，和现实生活大相径庭，一片叫好声充斥报纸。1958年是大跃进，1959年是特大跃进，1960年没有刹车，还要持续跃进，全面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充斥整个农村。农民群众早已对公共食堂怨声载道，但报纸上却一再宣称，要坚持办好食堂，还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更令人担忧的是生产上的瞎指挥、命令风、浮夸风持续不断，愈刮愈烈。
此时此刻，杨伟名以一个党员的党性和基层干部的良知站出来说话了。他从1960年接连写了《谈小麦播种量问题》、《关于处理有关当前物资紧张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目前农村工作十谈（片断）》等十几篇建议文章，计10多万字，分送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受到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有的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
1962年5月，中央三大政策（核算单位下放、公购粮包干、粮食全部按劳分配）的贯彻，使关中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尽管3月底4月初出现了多年未遇的晚期霜冻，不少麦苗叶子焦黑枯萎，但由于政策好、人努力，加上后期天帮忙，小麦很快返青，有望成为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乡道上、街巷里，到处是欢声笑语。
那些日子里，这个“处江湖之远”的乡村知识分子，一直处在亢奋之中。他从几年来的贫困看到教训，也从目前的好政策看到了希望。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平时对问题的思考，如同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拾。不知是灵感来临，还是平日里思考深远，他很快就完成了这篇自己极满意的近万字的《当前形势怀感》。
杨伟名把稿子念给支委的几个同志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伟名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离，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支书樊印山慢慢悠悠地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你这些主张，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就是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签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也叫《一叶知秋》、《三个党员的来信》，由于文章近万言，又叫《万言书》。《当前形势怀感》是杨伟名的一部力作，它击中了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工作方法中存在问题的要害，特别是切中了当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要害。
忠言逆耳利于行
《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洋洋万言，以天下为己任，以党性为根本，以民生为宗旨，建言献策，陈述坦率，比喻生动，观察细腻，态度理性，意见尖税，思想深刻。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农民党员，更加难能可贵。
这篇文章共分13节：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过”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繁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作者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
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的经济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他指出，无须担忧国营经济出问题，因为“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作者对中国国情有清醒的判断：“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显然，由于对国情的认识偏颇，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了。作者分析说：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现行政策“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杨伟名提出：“农业方面，采取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有“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
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患了“并发症”，而“‘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盗窃事故’、‘逃荒遣返’，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现象统属于‘病之际’”。
作者还就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自由市场、用“价值法则”调整供需矛盾和刺激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民主集中制等，提出了自己的、也是中国农民的政策主张。
在这篇文章里，杨伟名还看到了产生问题的另一重要环节，那就是基层的真实情况的上达以及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作者用“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地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不妨碍。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那就形似 ‘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源泉’，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此‘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如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它！”他说，没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谈“民主集中制”？
以上论述，从实践到理论非常客观而沉着地陈述了下情不能上达，不顾国情制定方针政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现状，并对症下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石激起千重浪
《当前形势怀感》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文章发出后，开始的反映是积极的。
5月28日，西安市市长刘庚给省委办公厅转去《当前形势怀感》，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6月2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34期对《当前形势怀感》作了简要反映。
6月21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副页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当前形势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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