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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揭密
作者：许介鳞
《叶隐》乃武士道精神源流
日本武士道的古称为《叶隐》，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整理书写的。这本叫《叶隐闻书》的书籍，共11卷1200多节。卷一、卷二是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的。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五岁时就得斩杀狗，十五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理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在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之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作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看守仓库的人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在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证佐。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齐藤义龙杀其父齐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杀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迷失的武士道“旅顺大屠杀”
甲午战争又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1894年11月21日开始攻打中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口以后，发生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日本外文书”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英美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这也许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的第一次发威吧。
旅顺大屠杀死亡人数到底有多少？
在1895年“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旅顺归还中国之后，中国的辽东接收委员顾元勋，在旅顺的遗骨、遗灰埋葬地点建造了一座“万忠墓”，记录遭难者约1.8万人。在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记载死亡人数为二万余人。1994年3月，兴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时，再行发掘万忠墓清理后，亦记载：“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野蛮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的报道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曾担任日军第二军的法律顾问从军，在他的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中说：“当时散布在市街上的尸体总数约2000，其中包含约500具非战斗员。当然，日方是加害者，势必要隐蔽日军有屠杀非战斗员（平民）的真情。因为明治天皇在宣战的诏敕宣布‘苟非戾于国际法，各各应衡权能力尽一切手段，期无遗漏’，要求日本军人严守战时国际法，让欧美重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在旅顺有四名跟随日军的外国特派记者，目睹了旅顺大屠杀案。
1894年11月20日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的编辑标题是“旅顺港的惨杀，至少有2000个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日军屠杀”，内容强烈地责难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人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蛮的本性”。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也证言，日军将俘虏捆绑着屠杀，甚至还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首先用尽方法收买外国记者不要把大屠杀丑闻传到国际社会。他密电指示在英国的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钱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要其对《泰晤士报》的旅顺大屠杀报道提出不同论调，说明对旅顺市民的某种残暴是中国逃兵所为。内田回电说收买的钱不够，外务省即回答从预备金汇送2000元。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在获得充分报酬后，开始为日本的情报工作服务。
另一方面，日本又由当时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进行收买路透通讯社的工作。外相陆奥宗光答应路透电信公司，如为日本传布有利的信息，则给予606英镑的报酬。当时在横滨的日本通讯社也发行《Japan Mail》，社长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外相陆奥就请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将日本政府每天发出的战争情报向伦敦电送。陆奥告诉布陵克利，如果交涉成功，日本政府就以补助金名目，每月给日本通信社一定额的补助金。甲午战后，论功行赏，日本政府赐给布陵克利三等旭日章，并赏赐金5000元。
也有路透社的两名记者，在事前曾与日本政府订契约给钱收买，随后二人照样传布对日本不利的屠杀信息。当时掌握《时事新报》的舆论泰斗福泽谕吉，即撰写一篇《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辩解，经由聘雇的外国人侯斯向欧美通信社、《世界日报》等提出辩解，企图将屠杀事件沉静化，日本国内也就忘了屠杀事件的存在。当时，日本政府并未对屠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便以“有关旅顺口占领的误闻”传达给欧美各驻外公使。
然而，经由英美报纸有关记者目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派人持参谋长致大山岩军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顺，要求其辩明。大山的回信，虽然承认在11月21日对旅顺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杀戮，但辩解说旅顺居民很多跟军方有关系而试图抵抗，或在薄暮时看不清楚而杀戮；此外对杀害俘虏事，则用反抗、逃亡的惩戒加以强辩；至于有关日军的掠夺行为，则一概否认。总之，从大山对参谋本部的辩解书可以知道，对于屠杀的规模大小或屠杀的原因或许有所辩解，但是日军第二军司令部还是承认有“旅顺屠杀”的事实。
首相伊藤博文，因“旅顺大屠杀”事件与大本营协议的结果，决定日本既然战胜了，为了维持士气，不要调查此事件真相而惩戒肇事者，就以一贯辩解的方针应付国际舆论。
日本政府对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顾向列强辩解日本是“文明国”。一直宣传中日甲午战争乃“文明国”的日本打败“野蛮国”的中国，此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恬不知耻了。
武士道在台发威
依《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资料，日本据台后的几年，至少有下列数件大屠杀，这应该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吧。
1．大科坎大烧杀：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日军登陆台湾。在台北与新竹之间的大科坎溪沿岸，有大科坎武生江国辉、三角涌樟脑制造业者苏力、树林地主王振辉等人，各自率领“住民自警团”自卫。7月12日，日军到该地，江国辉等率众抵抗。7月16日，日军的援军到来，立即展开屠杀。日军设定大科坎以东至三角涌之间的所有村庄都是抗日义军，下令焚烧大科坎街，约4万人的繁华市街，从7月22日起连烧三天，火焰连烧到三角涌街，20多里绵延不绝，共烧夷房屋1500多户，死伤260人，造成一片满目凄凉的焦土。抗日领袖江国辉则被日军以武士道手法斩杀。
2．大莆林对妇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军进入云林地方，9月2日到达莆林，即现今嘉义县大林镇。此地的领袖人物简精华深知装备战力皆非日军敌手，不忍生灵涂炭而决定放弃抵抗，命令居民清扫道路，提供食物欢迎日军。不料日军竟要求简精华献出200名妇女。简不答应，日军竟强奸杀害简氏一族妇女60多名。简氏愤怒，召集云林民众，从9月3日开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枪袭击日军。后来简精华受辜显荣的引诱，忍痛接受招抚，但在一个月内自刺左手血管而死于家中。乡人感其忠义，以“简忠义”追思之。
3．萧垄街惨杀：1895年10月10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嘉义地方），当地义军领袖林昆冈，以敢死队之势捍卫乡里，后因武器窳劣不敌，退据萧垄街（今台南县佳里镇）。于是日军大肆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边杂树林的天然沟壑中，因婴儿啼哭被日军发现。日军竟派兵分别截住长坑的头尾两端，然后乱枪齐放，对着坑内猛烈射击了近20分钟。一时凄厉惨叫、呼喊哀号如人间地狱。坑里避难的台湾人无一幸免，连婴儿与妇女也无一人得活，真是残酷到极点。
4．云林大屠杀：台湾中部的云林为“大坪顶”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围，东南与险峻山地连接，地势险恶，由柯铁所率领的柯氏家族居住。日军从北南下，简义等抗日分子纷纷来此躲避。1896年4月1日云林被台中县合并，云林支厅设于斗六。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队进驻云林。当时大坪顶有抗日分子千余人聚集，为了誓死抗日将大坪顶改称为“铁国山”，向全岛发出檄文，呼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6月16日，日军一连人进入斗六，“铁国山”的抗日军避其锋锐，退入深山。一直到6月22日，日军在云林血腥屠杀，共有4295户民宅被烧毁，残杀民众6000人。
当时的台湾高等法院长高野孟矩对云林大屠杀事件如此证言：“日军漫然出兵，费六日时间烧毁70余村庄的民宅，杀害良莠不分的民间人300余人，而激发附近民间人，此完全是此次暴动蜂起的原因。故说有土匪几百人或几千人，实际经查则多为良民，父被杀、母被夺、兄被害、子被杀、妻被杀、弟被害而激于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财产悉被烧尽而丧失寄生之处者。”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报道了日军云林大屠杀事件，惹起国际间对日军残酷屠杀台民的指责。日本政府不断训令有关部门取消香港新闻有关土匪的报道，请拓植务次官将事实揭载外事新闻，向外国新闻界隐瞒此事。其时，以云林大屠杀为契机，台湾各地连锁性地爆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并在各地兴起抗日运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就任的第三任总督是乃木希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人正是甲午战争的旅顺大屠杀中应负责任的旅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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