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难忘的十五年
作者：苏 星
最使我感动的是《求是》杂志创刊前后他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1988年上半年，我临时主持红旗杂志社的工作。当时，国内外盛传《红旗》要撤消或改名。7月7日，他写给我一封信：
“苏星同志：我正在读千家驹同志写的《发愤集》。书中大量引用了文革时的谎言、谬论,来源均是见《人民日报》×月×日。然而文革后《人民日报》并无改刊名之议。而今天，《人民日报》在群众中威信依然很高。足见刊名次要而又次要的，内容才是实质。
《红旗》想来也刊过一些不含潮流的文章。要改，改内容；刊名本身“是无阶级性”的。一旦内容焕然一新了，群众自然耳目一新。我认为，与其把《红旗》刊名改掉，不如花力气组织一些“令人耳目是见利名次要而又次要的，内容才是实质。一新”的文章。
把《红旗》改为《新时代》，我尤其认为是下策。《红旗》代表的是共产党，比利时等许多党刊均用此名，而《新时代》则令人马上联想起莫斯科来。
至于“耳目一新”，我认为应首先争取《红旗》反对过、批判过的人们的文章。既可以表现刊物的风度，更可使人们起“耳目一新”的感觉。找一些灰色作者（如敝人）恐不足以起“耳目一新”的作用。”
《求是》杂志1988年7月1日创刊，我曾约他写稿。7月17日，他给我一封信：
“苏星兄：示悉。谢谢你先后三次直接间接约我为《求是》写稿。但要写《丑陋的中国人》我认为不甚合宜。①书已出了几年，②香港几家刊物曾登过不少讨论文章--包括作者的答辩，③我国八家出版社出了此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处分或批评。新闻出版总署曾公开为《贾太兰夫人的情人》平过反，对此书则从未肯定过。弟意以不去谈为宜。
既然兄执意邀我，迟早会寄稿求正的。八九月弟将有汉城之行（开国际笔会），一时还未想起题目。请宽限些时日吧。
顺问
暑祺
第一期内容十分充实，相信贵刊大有前途。
弟萧乾上
88年7月17日
1988年9月22日，他把在香港写的《汉城见闻》寄给我，并附有一信。
苏星兄：你好！
写了一短文，不知会不会使你们为难。如不相宜，请即掷还。用否都望回我一电话：860051，即颂
暑祺
弟萧乾上
1988年9月22日
12月25日，又寄我一信。
苏星兄：示悉。
弟二月初又出访泰国及新加坡。也许可为贵刊写一《泰新归来》。
兄真有扭转乾坤之力，看来刊物面貌一新了。
祝
新年快乐
弟萧乾上25/12
《泰新归来》未写成。1989年8月，他送我一本刚出版的《书评面面观》，书中收有他在大学期间精心撰写的论文《书评研究》；他在《大公报》副刊上组织的作家、书评家、读者谈书评；他在《大公报》编发的书评选萃。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希望《求是》带头辟书评栏，经常向读者推荐健康食粮。”《求是》接受他的建议，开辟了《读书》专栏，每期向读者介绍好书。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作家，正竭心尽力完成他的译著，竟如此关心《求是》杂志，太难得了。他这样做，并不只是出于同我个人的友谊，主要的还是对党的理论刊物的关心。1988年10月，《求是》举办“金石滩杯”散文有奖征文，我打电话请他当评委，他慨然应允，并说：“凡是好事情，我都支持。”
和我交往比较多的还有徐盈。他对中国民族资本很熟悉，对张謇有专门的研究。
1984年6月，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对南通发展有兴趣，您写了三篇大作，如有小样，愿借一阅。我有南通土布与东北出面专门调查，如要可供您翻一翻。”
7月，又写信给我，问我：“南通布史，如何安排，决定后，望告。《纵横》上我写了一点关于张季直的纪念小文章，兹送上一册，请指教。”
1989年4月，他已重病住进小汤山医院，仍然挂念南通土布一书，并写信给我：“我的近二年所论南通土布销东北一书，如已出版兄手中有此书，而盼能赐寄一册，尤感甚。
信中提到的那本书，是林举原写的《近代南通土布史》。这本书费了很大的劲，作为《张謇与南通研究》丛刊之一由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徐盈听到出版的消息很高兴。当时，我手中共有两册，立即寄一册给他。我为什么要记这件事呢？使我感佩的是这些老先生虽身患重病，依然那么关心时事，关心历史，好学不倦，这种精神，该多么可贵！
在中国籍的外国人中，我接触比较多的是爱波斯坦。这位在新闻战线上为中国人民工作和奋斗了六十年的老人，该业绩可歌可泣，为人可敬可佩。（黄华语）他很平易近人。他从美国出访回来同我谈对美国的观感，有时同我讨论经济理论问题。他送我两本书，一本是《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一本是《爱波斯坦新闻作品选》，这是在他八十寿辰之际编辑出版的。读了这两本书，使我切实地感觉到，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真是深厚无比。
六届以后，每年开大会，我都同吴泽炎住一个房间。老先生很勤奋，有时晚上还看清样。他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对人有中恳的评论。
他佩服共产党，说在上海没有哪个朝代能取缔青红帮，共产党很快就把它取缔了，上海人拍手称快。他崇敬毛泽东，说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就可以列入中国历史名人辞典。
他在商务部印书馆供来多年，对王云五的敬业精神很称赞。他说，王云五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头一天图书的发行情况，立即决定哪种书应该增印，哪种书应该停印。
他认为，胡适还是白话文的大师。国民党政府曾聘他去当教育部长，他打了一个电报，只有几个字：干不了，谢谢。
在谈到建国后的文艺建设时，他说香港上演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钱穆看后深为感动，说“共产党打不倒了”。
我从他那里还听到许多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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