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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作者：杨圣明
确立目标模式和基本框架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决议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了回答1989—1991年期间国内外对中国能否搞市场经济的种种责难和疑虑，以及即将召的“十四大”如何确定下一步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巡视南方时发表了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谈话。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邓小平同志讲话的春风迅速吹遍了神州大地。2月20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会议时明确指出，十四大报告要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指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10月18日十四大批准了这个报告，在《决议》中又重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被全党接受了。由此，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进入新阶段。
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指示和十四大的精神，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系统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勾勒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框架的设计是：“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密切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2
按照上述框架设计，在各个领域各种层次上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我们仅择其要者陈述于后：
（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仅
限于调整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可以说，这种改革还是企业外部的，而不是企业内里的。而进入90年代后，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则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进行转轨建制的改革。这就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的根本改革13，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4年国家经贸委组织实施了《万千百十、转轨建制》规划。所谓“万”，就是对1万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真正落实14项经营自主权，为企业转轨建制打下基础；所谓“千”，就是对1千户重点骨干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所谓“百”，就是对一百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所谓“十”，即在十个城市或地区进行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自有流动资金比重的试点。1995年集中精力抓好国务院批准的三项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优化资本结构试点、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试点。此外，1995年还提出了“抓住管好大的，放开搞活小的”政策。1995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一篇重要讲话里提出了八条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指出，“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重组”。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在中央的方针指引下，经过8年（1993—2001年）多的努力，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2001年对全国4371家重点企业（绝大部分为国有企业）调查，已有3322家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造，改造面为76%。3322家改制企业注册资本11437亿元中，国有资本7383亿元，占64.55%；其他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为4054亿元，占35.45%。由此可见，大多数企业开始实现了产权多元化。另据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除个体户外，90%以上的新建立的企业为股份制企业，70%以上的老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正在逐步减少。
（二） 积极引导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过去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采取排斥、
打击，甚至消灭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将它们视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起“拾遗补缺”的作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将个体、私营等非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策的调整，在1992—2002年期间，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2年底，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2377万户，4743万人，注册资本3782亿元。我国的私营经济从80年代末开始起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高速发展，年均增速在15%以上。个体、私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已从1979年的不足1%增加到2001年20%以上。浙江省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纳税额和出口额分别占全省的47%、40.6%和79%。
(三)大力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从1994年起，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在财政体制方面，从1992年开始在浙江、武汉、大连等地实行分税包干改革试点。自1994年1月1日全面推行分税制和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并立的流转税制格局，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同时取消对外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企业有别的所得税；1996年起实行新的关税税则，并连续几年大幅度降低关税。在预算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中央预算从1992年起按复式形式编制，地方省级预算从1993年起按复式形式编制。1995年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根据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9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具有稳定货币和加强监管两大职能。1994年起停止财政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财政赤字用发行国债弥补。1994年起将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分开，成立了三个政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1995年3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1998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金融机构党委，以保证对金融机构的领导。与此同时，为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先后成立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以适应分业经营条件下对银行、保险和证券的监管。由于措施得力，顺利解决了1994—1996年的国内通货膨胀，实现了“软着陆 ”并战胜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1996年7月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至于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兑换尚待时日。
（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1994年5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4年7月1日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负责出口的政策性融资。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取消进出口环节的国家财政补贴，对外贸易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1年提出以质取胜战略和市场多元化战略。1994年提出并开始实施大经贸战略。1998年又提出科技兴贸战略。以上四大战略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外贸发展。不断扩大外贸经营权，逐步由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过渡，以至最终普及外贸经营权，允许科研机构、生产企业、私营企业等经营外贸。1996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开始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过15年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承担了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又获得了应享受的权力，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时期。
以完善为主题的改革开放新阶段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进入了以完善为主题的新阶段。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25年了，经历了初始、探索、试验阶段和确立目标模式、基本框架阶段。应当说，我国经济体制已基本转轨，市场已开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
首先已经提出和确定的改革任务尚未完成。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设计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时，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五个方面的任务。现在看，这些方面都有没有完成的任务。比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还远未到位，与现代企业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然继续遇到不少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困扰；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公司制改革还未起步（前天刚刚公布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开始试点的消息）；在市场方面，地区封锁、行业垄断还相当严重，市场秩序还比较乱，社会信用和商业信用有待重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待调整，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秩序混乱；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建立，欠交严重，入不敷出，农村社保体系如何建立刚刚开始探索；政府职能转换中越位、未到位、错位并存，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法制不健全，经济腐败继续蔓延。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继续改革才能解决。
其次，改革和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和新提出的任务，主要有：（一）“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必须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问题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镇，都是严重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非大力解决不可；（三）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非典”暴露出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如何从追逐GDP转到“以人为本”，有众多问题必须解决；（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是一百多年战争和几十年片面建设造成的，已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再不解决，无颜面对子孙。总之，要改变传统的发展观，而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机制。
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有许多地方不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要修改和制订法律，完善各项制度。加快金融体制以及其他服务贸易体制改革，以应对开放带来的新挑战。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新世纪，争取用二十年时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极其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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