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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邓小平与美国高层会谈（下）
作者：宫 力
布什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六·四”事件发生伊始，美国参议院就于６月６日以１００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资助与中国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作出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也以４０６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并提出一系列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措施建议。在此之后，美国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并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再要求加大制裁中国的力度，在恶化中美关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７月１９日，美国４２名参议员致抗议信给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声称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在“暴力和恐吓的道路上走下去”，美中关系将会遭到“极大的”危害。同日，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把中国驻美使馆附近的一块草地命名为“天安门广场公园”。７月２１日，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支持达赖喇嘛所谓“争取人权的斗争”。
面对美国国会就人权问题对中国黑云压城一般的攻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邓小平还认为，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中国自已怎么去把握。他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已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与美国国会咄咄逼人的对华姿态相比，白宫的态度稍稍冷静一些。因为，布什认为“一个总统必须关注两国关系中的战略重要性”。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正在等待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发出能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适当信号”。他说，“我一直尽力保护和维持这一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长期关系，但现在还不是正常化的时候”。他声称，他不想“因切断商业联系而伤害中国人民”。
对此，邓小平已有所察觉。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６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指出：“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认识中国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鉴于中国政局逐渐趋向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来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结果，显然对布什作出上述决定，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曾建议布什，“应考虑主动采取一个步骤，即恢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这一行动不应要求中国方面先行采取”。尼克松还在向国会两党领袖提交的访华报告中指出，假设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不再是美中两国的一个重大威胁，我们仍然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来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为此尼克松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就不会奏效。我们就根本无法阻止人家向位于中东这样的麻烦地点的国家出售导弹和其它毁灭性武器。二、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而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在此情况下，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对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三、中国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他的１０亿人口将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难道我们希望我们被排除在外而把那个市场留给日本人和欧洲吗？四、尽管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国家，它将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难道我们希望冒在下一个世纪做中国的对手，而不是盟友的风险吗？五、没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合作，我们怎么能解决全球变暖和其它环境问题呢？尼克松还认为，恢复中美合作关系对中国就和对我们一样，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弥合分歧。中国可以考虑解决围绕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事出现的争端、取消戒严、赦免举行和平示威的人，并对外国游客、学生、科学家以及希望在合资企业中投资，从而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的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则可考虑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希望在中国投资的那些人的帮助。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信贷机构可恢复对中国重大项目的资助。尼克松认为，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谁先采取行动。答案是，如果我们今后要在同一条道路上一起走下去，我们就必须一起采取行动。
在此期间，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日至３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美苏首脑会谈，这为布什策划派遣特使去中国提供了机会。因为自１９７２年以来，美方一直向中方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这样，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谈之前一个多星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即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布什总统想向北京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１２月４日，布什从马耳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并很快与中国方面就此行的细节达成协议。尽管布什的这一主动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布什仍然认为这一举措是必要的。事后，他在向国会解释此事时说：“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我觉得有必要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通报。在马耳他会议之前我就清楚地告诉他们我要这样做。”另一种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特使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事后回忆，布什总统交给他们的“使命还是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需要中国采取行动改善两国关系。总统知道，他采取这项行动会引起公众反对，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是一个他愿意冒的风险，因为他本人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并有多年来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为他判断这样做可能开创一个进展。中国领导人需要知道，他们怎么做才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再次与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会谈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９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抵达北京。随同特使来访的有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总统人事事务助理查·格·昂特迈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道·海·帕尔。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同机到达。在美国总统特使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分别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一行。钱其琛外长同斯考克罗夫特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完全赞成您的说法。”邓小平和客人落座后接着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总统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他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我代表布什总统告诉您，他非常感谢，尤其是在您已经退休了，又是在星期天抽时间来见我。”邓小平笑着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６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不是地区性的，至少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整个是一片混乱。当然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１９７２年到现在的１７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江泽民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双方都真诚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我们的合作前景就是广阔的。斯考克罗夫特对认识江泽民总书记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布什总统十分重视美中关系，总统希望把美中关系放在积极的轨道上，而脱离过去几个月的消极轨道。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１２月９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钱其琛设宴欢迎斯考克罗夫特一行，宾主发表了讲话。钱其琛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多年来，他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曾数次访华，为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次布什总统派他作为特使来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并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说明了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在谈到国际形势时，钱其琛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战后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前景和它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影响，为各国人民所关心。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应该经常交换意见。良好的中美关系无疑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钱其琛强调：中美关系几经风雨，仍能始终向前发展，充分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不可能抹杀我们之间的重大共同利益。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各自的立场而又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为了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困难的途径，我们应该加强接触，互相沟通。我们相信，这次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访华，必将有助于我们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克服困难，消除分歧，使中美关系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斯考克罗夫特说：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天作为朋友来到这里，就我们两国都极为关心的国际问题，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重要对话。我们认为，这种对话能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谈到美苏首脑会晤时，斯考克罗夫特说：“上周末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重要会谈。随后布什总统指使我到中国来，向我们的中国主人通报马耳他会谈的情况。”斯考克罗夫特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我们今天来，还为我们的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并寻求双方意见一致的新领域———经济、政治和战略。我们是为减少我们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的。斯考克罗夫特强调说：“总统的强烈愿望是这次同中方的会谈取得进展，并为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打下基础。”斯考克罗夫特表示，在这次会谈中，我们将寻求勾划出我们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找出那些有分歧的领域。我们越早完成这个任务越好。在过去，当我们一起努力时，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双方必须坚持不懈，现在更应如此。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作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中美作出改善关系的姿态
然而，布什的这一举措引起了美国一些人的强烈批评。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乔治·米歇尔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说，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没能使中国领导人有任何举动表示要进行民主改革，并保障公民的人权。米歇尔说：在勇敢地宣布了（在人权问题上的）严格标准，并看到它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总统现在却以一种最不恰当的、最令人尴尬的、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那个政府屈服了。格普哈特说：“在美国两党致力于自由的立场在东欧结出果实这个时候，他（布什）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国内自由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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