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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
作者：吴运乾 吴运坤
先祖父的晚年生活
在我们的印象中，先祖父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光头，唇上的中式胡须略见花白。最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自信与威严，祥和中带有坚定与刚毅，是那种指挥若定、意志顽强的军人目光。
先祖父晚年闲居，但过的并不是“寓公”式的生活：衣无华贵，食无珍馐；中外银行无存款，家无金银、珠宝、古玩；既无三妻四妾，又无成群奴仆；没有商行店铺，没有公司股票，除住宅外也没有其它的房地产。
先祖父平时不大步出庭院，也很少与家人亲眷一堂同聚。每天的正餐，总是与旧部及幕僚们共进，或接待来访的宾客。仅在一年一度的除夕，才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夜饭，继而领导阖家进行祭祖、辞岁、拜年等例行的一套传统的节日礼仪。全家人依次行过拜礼之后，再与家人一起观看一会儿庭院中燃放的烟花爆竹。子时之后，远近亲族、宾朋、幕僚、部下等即络绎而至前来拜年，此时先祖父便被奉劝安歇去了。于是这短暂的家庭团聚即告结束。
回想先祖父的晚年生活，其主要活动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听取专人汇报由各国电台播发的世界新闻，阅读秘书从中外报刊、电台中选编的有关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内容的“摘要记录”。
二、与幕僚和部下（主要是正副参谋长、八大处长）谈话。
三、会客。
四、书画。先祖父擅长楷书与草书，绘画以墨竹、梅花为主。记得我家客厅就悬挂着他亲笔绘出的大幅墨竹与梅花，笔力遒劲，气势磅礴。他还曾给我们兄弟各自画了一幅梅花中堂和一把檀香木折扇，扇子一面是墨竹，一面是楷字写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谓八德”，上面的题款分别是“孙儿运乾”和“孙儿运坤”。
提起我们兄弟的名字，也是先祖父依据《易经》所起的，寄托了他“运转乾坤”的志向和期望。
五、著述。对于著述的内容，我们年幼，难知其详。恍惚记得，先祖父去世时，父母曾惋惜地说过：所著《春秋》未能完稿！现在想来，父母所说的《春秋》，可能就是他晚年的未竟稿《春秋正义注释》。
六、社会活动。平日他的社会活动不多，偶而参与活动的团体主要有：民间团体，如山东同乡会的赈灾活动；宗教组织，如正一堂的佛事祈祷；慈善团体，如红十字会的救济活动，等等。在社会交往方面，我们只见他经常在宅中接待来访的宾客，不见他外出去拜客。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外出旅游或避暑之类的活动。一有闲暇，便喜爱信步庭院赏鱼。说来有趣，院中鱼池里养有数十尾红鲤鱼，只要有人站在池边鼓掌，池中所有鲤鱼立即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像接受检阅一样沿着池边环游，投食之后方逐渐散去。
总之，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继光的号）。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拒当日本侵略者傀儡遭谋杀
日本侵略者想利用先祖父与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宿怨和在社会上的威望，企图敦劝他出山当傀儡。一时间，每日宅前车水马龙，军警林立，日特首领及形形色色的汉奸说客络绎不绝，门前经常水泄不通。在这种“外有强敌施压，内有群奸游说”的困难境遇下，先祖父始终不肯在强敌面前屈膝就范。他痛骂上门游说的大汉奸江朝宗“老而不死”，齐燮元“死无葬身之地”，还斥责汪精卫是“著名汉奸”，“无耻下贱”。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他多次对日特头子拍桌子，掷茶碗，盛气凌人。他提出了日寇不可能接受的“出山条件”：日军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确保自己的实力、实权和实地。先祖父自知身处险境，谆谆教诲我父亲：不准当汉奸！
日寇意识到敦促先祖父充当傀儡的计划已告失败，于是密谋杀害先祖父，以绝后患。当时，先祖父患牙疾，延请德国医生到家中诊看，诊断需住院拔牙。因系“德国医院”，被毕生不入租界的先祖父拒绝。日本当局得知后，强行指派日医到家中拔牙，结果导致严重感染，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试想，德国医生认为家中不具备拔牙的卫生条件，才要求住院手术，这点难道日医不懂吗？可见这是谋杀计划的一部分。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４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
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去世后举国哀悼
先祖父骤然辞世，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了街谈巷议之“迷”。日寇利用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作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中央社香港１２月１７日电指出：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先祖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摒弃历史恩怨，亲发吊丧唁电，情见乎词：
北平吴子玉先生家属礼鉴：顷闻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传来，殊深怆悼。溯自寇患凭陵，于兹八载。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除请政府优颁饰终令典，以彰明德外，务希善体遗志，节哀顺变，藉襄大事。是所企盼。中正鱼。
身在北平的亲属得悉唁电后，设法通过路透社，于１２月１４日从上海发出专电。
几天后，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先祖父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即在北平为先祖父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演讲中宣称：“吴将军是一个爱国者，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始终奋斗，不改初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的政见怎样，是该表钦佩的，尤其是他有大节。”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公祭的文辞极富感染力，祭文的最后几句是：“不昊天，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先祖父：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丧事
由于身在沦陷的北平，以上的种种哀荣，我们大多是事后才逐渐知晓的。然而当时北平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我们却是耳闻目睹、亲临其盛，很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强烈反应，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以开脱罪行，遮人耳目，蛊惑民心。而久处日寇压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则以各种形式吊唁发丧，直至出殡时万人空巷，表达了他们的哀恸和愤慨。
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另有蒋雁行、潘灵皋、张燕卿、劳逊五、付定一、张馥卿、陈幼孳、寇英杰、邹泉荪、冷家骥、池宗墨、王揖唐、张瑞峰、张劭溥、王实坪等。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１．１万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木料原价７５００元。
大殓时，由孝子（即先父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人协助入殓。楼下大厅被家眷、亲属、部员等数百人挤得满满的。殉葬品在殓入棺内之前，由王实坪件件大声报出名称并高高举起，向众人展示后，交孝子殓入棺内。
入殓品中，有一函《春秋正义注释》，乃先祖父历经七八年，每日不停笔写的未竟手稿，也殉殓棺内。记得书稿系手工线装，约有一尺来厚，十册左右。这是研究其思想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本应视为“立言”传给后世，不知当时是何人主张，竟当成殉葬品进棺。
１２月６日是传统“接三”的日子。是日，伪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伪汪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宅邸致祭，敌伪当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齐燮元、江潮宗、余晋等亦先后前往。
当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队，官乐队开路，亲眷相随，身穿孝服手执照路明灯的送路者数百名。
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还要在晚上加放“焰口”。当时参与丧事的有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寿寺、潭柘寺、碧云寺、柏林寺、贤良寺、龙泉寺、白云观、翠峰庵等。诵经时，设大幡门，法师高坐法台，诵经声、鼓乐声交汇于耳，场面宏伟而庄严，至夜方休。
平日到灵前祭奠的人流不断，有生前僚属、故友、族亲，也有许多不相识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间团体举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读祭文，间或送匾额、挽联、花圈、经忏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当局的军、政、警、宪和各大机关，民间团体则方方面面，有宗教团体、居士团体、慈善团体、工商团体、各省同乡会团体、学校团体、戏剧团体、曲艺团体、盲人团体、聋哑团体、车夫团体，好像还有乞丐团体。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举行“点主”大典（依传统习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样，“主”字缺一点，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补上，是为“点主”）。末代清帝之师傅增湘为点主官，清代翰林潘龄皋、付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等为司仪。“点主”为丧事中的大典，白事里的红事，大棚内用彩红色装点，灵前的白烛、白帐均改为红色，孝子孝孙换孝服为礼服（长袍马褂）。典礼庄严肃穆，以孝子（先父吴道时）所刺的中指血蘸笔，由点主官点主。灵牌安位后，举行隆重祭礼。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时值隆冬，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为在家守灵“七七”，后又延至５２天。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是移灵日子，实际上是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殡。６４人杠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３００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殡前由军、警列队开路，后边是西乐队、民乐队、古典仪仗队、各界民众团体队、影像松亭、若干匾额亭队、白柳队、纸活队、番、道、僧、尼队、僚属亲朋队、朝野军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丧棒”，我们孝孙紧跟其后。灵罩后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轿相随，骑兵马队殿后。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行进的路线大致从北平的东四，经灯市口、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天安门、西安门大街、地安门，至鼓楼西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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