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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纵横谈
作者：刘海年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
政治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一样，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在原始社会，虽然也经历了群居、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和氏族部落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但跨入政治文明门槛的标志，却是私有制、阶级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产生。这时，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和以法律为主要形式的维护统治秩序的行为规则。诸如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国古代的《禹刑》、《汤刑》和《九刑》等。这些法律所规定的行为规则，除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压迫奴隶反抗，还有关于财产保护、商品交换和家庭婚姻等广泛内容。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互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古巴比伦遗迹，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及雕刻艺术，传世与地下出土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皿，都向世人展示了那时文明已发展到的程度。
据历史记载，几乎与进入奴隶社会的同时，人们就开始思考和研究如何治理国家。这种思考和研究大约公元前五世纪之后，在古代希腊和中国均出现了高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贤人政治”。他虽然认为法也很重要，但却是第二位的选择，次于贤人政治。其学生亚里士多德与之观点相左，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主张法治。他认为法是国家用以掌握权力和监察、处理违法者的规章，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必须有法律这种毫无偏私的权衡。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德治”，重视“人治”，提出“德主刑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与此相应，他提出了“为政在人”的人治思想。法家对儒家的人治则持不同观点，提出“以法治国”，主张“法治”。他们认为，法律是吏民的规矩绳墨。为了实行法治，商鞅提出“立法明分”，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贵族与平民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中国和外国上述思想家提出的治国理念，虽然存在分歧，但在治理好国家的目的上却是一致的。就其具体内容，都含有一定合理成分，所以能为后世统治者所汲取，在学理上至今仍葆其生命力。
奴隶社会发展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却是建立于对广大奴隶残酷压迫基础之上。在法律上奴隶是被视为像物和牲畜一样的财富，可以被主人处分、甚至宰杀。中国和外国法律史料有这样记载，地下殉葬的人骨也证明了这种残酷制度曾经确实存在。随着社会发展，奴隶制度的不人道、野蛮和落后日益被人们认识，大约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中后期，中国出现了大变革。欧洲封建制变革是公元四至五世纪罗马帝国统治腐朽，北方民族大批南迁，内外力量结合的产物。封建制的建立，是人类在政治文明道路上迈进的一大步。昔日的奴隶多数成为自由农民或对封建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农民成为少量土地所有者，农奴或即使仍为奴隶，非经官府也不得任意杀害。封建法制的日渐完备，中国在秦汉时已初步形成了以律为主，令、诏、程、式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其中国家机制运行、官吏任免、考课监督、工农业生产、市场管理、赋税征收、赏罚诛杀、民事纠纷、家庭婚姻等都有具体规定。令人惊异的是，在秦律中居然有审讯犯人不提倡笞打，凡经笞打取得的口供，要在审讯记录中加一说明的规定。制定于贞观、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是我国，也是当今世界保存的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共１２篇３０卷５０２条。它上承战国秦汉晋隋律典之精髓，下开宋明清立法之先河，寓礼于法，周详完备。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广泛内容。严密程度，谨举一例：为防止向官吏说情，官吏徇私曲法，第１３５条规定：“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所枉罪重者，主司以出、入人罪论。”历史事实证明，封建法律不是摆设，中国封建王朝不少延续１００年、２００年，甚至３００年以上，不少时间实现了吏治清明，经济繁荣，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制定的法律得到实施是有关的。
不过，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法律的内容只能是反映封建阶级统治的需要，形式上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封建君主手中的工具。法律实施程度，决定于统治者个人的品德素质，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社会无法摆脱这一“周期率”。在封建社会末期，君主专制制度充分暴露其腐朽本质时，新生的资产阶级便敲响了它的丧钟。１７、１８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相继发动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继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产生之后，又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跨越。列宁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建立代议制民主，使民主能适应更大社会范围和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建立普选制，使大众的政治认同成为国家权力建立和运行的合法基础；确立法治原则，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使政治中的任何权力都成为有约束的权力。应该说，这种机制是比较周全的，并且确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其本身也在不断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各种危机中提高了适应能力。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其政治文明无法解决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资本剥削劳动者这一根本矛盾。所以，它仍只是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人类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将政治文明推进到更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政治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看，它有如下特征：其一，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政治文明。经济的要求首先反映在意识上，一定的政治意识、观念影响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这些称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部分，一旦形成，便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一般情况下，三者相协调，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条件，否则，将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破坏。其二，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政权受支持的广泛程度和法制稳定程度紧密相联。基础愈广泛，法制愈完善，政治文明就愈发展。中外历史上和现今世界，都有“治世”和“乱世”之分，凡“治世”都是政权受到广泛支持，政简刑清，人民安居乐业，而“乱世”则相反，刑戮妄加，众叛亲离，百姓流离失所。其三，政治文明发展的过程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奴隶制度被取代和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使人们逐步摆脱了人对人的从属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解放。社会主义在肯定并继承人类政治文明进程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摆脱人对物的依存关系，使人类在经济与社会方面都获得解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曲折探索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新型的、更高形态的政治文明。
马克思在探索资产阶级革命后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时，曾经使用过“政治文明”一词，但他是泛指，并且未在此命题下展开论述。不过他后来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１８７０年，法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巴黎公社运动爆发，马克思关注并研究了这场伟大革命的全过程。从巴黎公社实践中，他总结出了无产阶级组织成统治阶级，建立国家所应采取的政治形式。这就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并通过选举，组成兼管行政和立法的代表会议，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结合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存在大量农民的特点，把巴黎公社创造的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创立了工农苏维埃。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步。新型的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了强大生命力，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它不仅在诞生之初战胜了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希特勒纳粹德国的主要力量。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新政权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与农民阶级结成牢固联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通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１９４９年之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由于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人民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新生的共和国在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均显示了巨大的活力。
社会主义政治是优越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历经坎坷。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搞个人迷信，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遭到重大挫折，加上后来种种原因，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在我国，由于受“左”的错误路线影响，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宪法的重要原则遭破坏。“文化大革命”更是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招致十年动乱，国家政权运作受到严重障碍。这些惨痛的教训说明，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固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质的飞跃，但如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注意完善制度，甚至无视人民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政权就有可能失控（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或得而复失（如前苏联的解体）。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极大的魄力，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吸取新中国建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为达此目的，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所谓改革，是正视我们体制中的弊端，变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旧章法；开放是结束实际存在的某些“闭关自守”状态，汲取国外一切有益于我们的经验。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某些弊端，克服受封建残余影响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的家长制、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提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时，邓小平就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作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其总的目标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坚持改革开放、抓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中央进一步关注政治领域的文明建设。１９９６年２月，中央政治局举办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讲座后，江泽民在讲话中阐释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和内涵。同年３月，全国人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载入“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发展目标纲要，赋予“依法治国”以法律效力。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治国方略的确切含义，并于１９９９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赋予以宪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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