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关于陕北的错误肃反
作者：郭洪涛
我知道的一些错误肃反的情况
陕北（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1935年7月初，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7月15日，在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会议，这位负责人在会上传达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机密指示”中指出：“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8月27日，西北红军前敌指挥部在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这位负责人作报告时，又讲了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之后作出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又指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执行中代（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并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央代表团，9月17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联席会议，改组领导机构，由中央代表团全面负责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和保卫局的领导工作，分别成立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和西北保卫局，都归由中央代表团直接统一领导。陕甘晋省委由14人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兼任书记，我担任副书记。西北军委主席由中央代表团成员聂鸿钧同志担任。戴季英同志任西北保卫局局长。
开始是反对张慕陶右派。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意见提出，陕甘边特委中有几位同志与张慕陶右派有关系，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在征得刘志丹和高岗的同意后，将被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者”的一位同志调回西北工委机关，对他进行考查。不久，又发现张慕陶派通讯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更引起了对他们的怀疑。9月间，前方逮捕了三人送到后方，说他们是张慕陶右派。逮捕这三人是事后告诉我的。后方又逮捕了一位和张慕陶右派有关系的同志，我同意了。
1935年9月，中央代表团召开永坪会议后，红十五军团南下，瓦窑堡敌人逃跑，我即去瓦窑堡做接管工作。我离开永坪在瓦窑堡那段期间，肃反牵涉到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干部。因我不在永坪，情况不知道。事后听说西北保卫局长完全采用鄂豫皖错误肃反那套逼供信办法，在严刑逼供下，和张慕陶右派有关系的同志供出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也是张慕陶右派。根据口供，又逮捕了张秀山。正如李维汉在他的《初到陕北》（征求意见稿）中所指出的：“当时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原鄂豫皖搞错误肃反的审讯科长）沿用鄂豫皖错误肃反的那一套逼供信办法，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逼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反革命’等，有的还‘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也是‘张慕陶右派’。随即又逮捕了张秀山，错误肃反愈演愈烈。”
张秀山被捕后不久，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通知我，星夜从瓦窑堡赶回永坪。他见到我说，已将张秀山逮捕，并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都是反革命。我感到很震惊，当即表示：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那时，程子华同志正在后方养伤，曾到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处，这位负责同志对程说：“洪涛同志说，认为刘、高、张反动，杀了他的头，也不信。”子华同志回答说：“连郭也不同意，那么此问题必须慎重。”（引自程子华同志1943年春给中央的电报）不久，因前方关于红军十五军团南下行动的方针，意见不一致，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去解决这个问题。程走后，领导机关由永坪迁到瓦窑堡，后方下令将刘志丹同志调到省委机关隔离审查。在调令发出后，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再次表示：你们认为刘是“反革命”，我坚决反对。既然你们还怀疑他，已经发出了调令，要刘回永坪来，要隔离在省委机关进行审查，我保留意见。
刘志丹回到瓦窑堡军委机关，派警卫员魏德来省委找我，我立即赶赴军委，但未找到刘志丹，见到军委秘书长范子文，他告诉我：志丹同志已由西北保卫局局长叫走（西北局高干会时，范子文同志证实了这点）。于是我又去找保卫局长，提出要看志丹同志。他说已经关起来了。我质问为什么要逮捕志丹同志。他说别人有口供。随后我找到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对他说,这不是越闹越大吗？逮捕张秀山已经错了，原先你讲调刘回后方审查，怎么又把志丹同志逮捕了，到底有什么根据？我坚持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正在此时，团省委书记慕纯农有事来省委书记办公室，听到我和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慕纯农在1959年7月18日给中央监委的信中写道：“有一天下午我到省委机关，刚进入省委书记办公室时，……听到郭洪涛同志说‘说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我死也不相信’。我进去后他们就不谈了。……回到团省委机关后，我把刚听到的消息告诉了高朗山同志（当时任团省委宣传部长）。”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拿出两个人的口供记录给我看，我仍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由于我不相信口供记录，要求旁听审讯红二十六军的一位领导，这位负责人同意了。他要求我在旁听审讯时，不要表态，不要说话，可以观察。在审讯时，被审查的同志说他不是反革命，还说：“别人不知道，你郭洪涛还不知道吗？”我因有约在先，没有说话。西北保卫局局长即命令将他吊起来，他被逼说是，放下来又说不是。当时我感到很难受。审讯结束后，我即对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说：吊起来说是，放下来说不是，明明是屈打成招。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对我说：“看来事情闹错了，正如你所说的，开始逮捕张秀山就错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对我说：他已决定，第一，后方不再捕人；第二，后方不再审讯被捕同志（由于对肃反有不同意见，后方被捕的同志中未杀害一个人）。并决定派我立即去前方找程子华等同志商量停止肃反，调崔田民同志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这时，程子华也写信来要我去前方。前方的肃反是由西北军委主席负责的。程子华因解决十五军团的行动方向问题到了前方。所以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要我去找程子华等同志。我临去前方时，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要我告诉程子华：“后方没有刘、高、张的反革命证据，如前方无证据，后方准备释放。”并说：“放了人肯定我要挨骂，我宁愿挨骂，也不做昧良心的事。”我表示，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我和崔田民一道赶到富县稻左堡。西北军委主席去了榆林桥前线指挥战斗，我就同程子华、徐海东谈了逮捕志丹同志等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没有根据，这是个严重的错误。程、徐都同意这种看法。谈论中大家都深感不安。我同程子华、徐海东谈话时，崔田民也在座。后来，程子华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后不久，洪涛、崔田民即来，由于他们才得到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肃反的不满不安，并拟在肃反继续发展时意外，及其对逮捕张达志意见的不同意，我同意郭的意见，并主张应立即停止再逮捕人。”至此，前后方都停止了捕人。但并没有释放蒙冤被捕的同志，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释放了被冤的同志，纠正了错误肃反。
中央审查和纠正错误肃反
我在前方时，见到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的布告，我即和程子华赶赴下寺湾迎接。
我们赶到下寺湾时，遇到贾拓夫同志。1935年11月1日，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下寺湾。我向李维汉汇报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两支红军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于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统一两块苏区党政军的领导等情况；同时，也汇报了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是逼供信搞的，是错误的，前后方已停止捕人、审讯人等情况。李维汉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带领我去见毛泽东、张闻天同志。在听取我汇报错误肃反的情况后，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抓紧做工作，赶快审查释放被冤同志。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程子华同志汇报了苏区、红军和崂山、榆林桥作战情况；我汇报了陕北苏区、陕北(包括陕甘边)错误肃反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情况。政治局常委会肯定了陕北、陕甘边和十五军团成立以来的成绩，并指出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的错误，指定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到瓦窑堡查处错误肃反问题。我向王首道作了汇报。在这次会上决定中央的领导同志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直罗镇指挥作战；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率中央机关于13日到瓦窑堡。中央到瓦窑堡后，决定由中央、地方、军队的代表组成五人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负责处理错误肃反。五人委员会成员：董必武是中央纪律委员会负责人，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长，王首道是国家保卫局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我代表地方。
五人委员会在听取了王首道的审查汇报后报中央批准，决定对刘志丹等受冤同志平反，并立即释放。中央还决定撤销西北保卫局长和西北军委主席的职务。根据中央的决定，1935年11月30日，在中央党校教室召开平反大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董必武、博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前方，未参加大会）。会上对所有被冤同志都作了平反。
陕北(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发生在1935年9、10月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西北根据地以空前规模进行第三次“围剿”，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逮捕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等同志，在前方还杀害了一批党、政、军干部，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危机。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来到陕北，及时释放了被冤同志，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深得党心、民心。
错误肃反发生的原因
陕北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正如《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的注释所指出的：“1935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960年4月，经中央批准的一个文件中指出：“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执行了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次是受了鄂豫皖等苏区错误肃反的影响，采取了逼供信的办法；再次是偏信了红二十五军带来的对张汉民案件错误处理的假材料。”
我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的错误和责任
我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不是肃反主持人，根本没有诬害刘志丹等同志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我事先不知道，坚决反对将刘志丹等同志当反革命处理。但是在陕北错误肃反中，我是有错误的：一是我盲目地拥护了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报告和西北工委永坪扩大会议的错误决议。这个报告和决议，号召反对张慕陶右派，对错误肃反影响极大； 二是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虽然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属于党内性质的问题，却造成了对红二十六军老干部的不信任。而且我当时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又是本地干部，因此，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几十年来，我曾作过多次深刻检讨，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接受了这个严重教训。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西北党的历史问题
1939年10月，我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与张经武同志率领山东代表团于1940年秋到达延安。由于“七大”推迟举行，1941年中央组织全国“七大”代表学习，我担任学习班党支部书记。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三年多。日本投降后，我离开陕北到东北解放区工作。
1942年冬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会上我检讨了在陕北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初回陕北时，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因安定一支队受挫散了队伍、埋了枪支和二支队并入三支队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却给陕北特委戴上“富农路线和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两句话的错误帽子。在阎家洼子会议上，我发言拥护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给红二十六军两封指示信的内容，并且根据这两封指示信的错误意见和会议记录，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1935年7月，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到陕北以后，我又盲目地拥护中央代表团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并且向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汇报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的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会上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使我认识到过去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左”的错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