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秘辛
作者：张俊义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回到南京后，宋子文为了说服南京的军事强硬派们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故意夸大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保证，而其心目中对整个形势的真实看法，则只能在其日记中看到。
第二、戴笠与蒋鼎文西安之行缘由。
12月22日，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到西安救蒋，同行者有端纳、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等人。关于戴笠与蒋鼎文去西安的缘由，目前著述的一致说法是：戴笠是应张学良写信之邀，是张为了向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们表示无个人私见，让其代表来听听蒋对他的主张表示的意见。而蒋鼎文的再赴西安，则是应蒋夫人之请，是为体现中央不把西安视为险地的宽广胸襟，为此，蒋夫人还费了好大一番口舌。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一切均出自宋子文的主意。
宋子文在其日记里明确记载了此事的缘由：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宋美龄看来是完全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于是才有了戴笠与蒋鼎文的西安随行。
第三、与周恩来的谈判。
众所周知，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多次谈判，最后就释蒋条件达成一致，并且在说服张、杨释蒋上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与周恩来的谈判，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只字未提。而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以“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为名，未提名字地介绍了与周恩来的两次交谈，但其中内容颇多歪曲成份，未能反映历史的真相。难能可贵的是，宋子文的日记中，对与周恩来的几次谈判记载较详，且内容真实。
12月23日，宋子文曾与周恩来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判，在当日的记载中，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恩来所提出的中共主张，且记载了与周恩来就未来新内阁的人选进行的探讨。198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其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首次公布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发给中共中央的三封电报，其中第一封电报即描述了23日与宋子文会谈的内容，两相比较，足以印证宋子文日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宋子文日记还补充了电报中所没有的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弥足珍贵。
同时，宋子文在当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在得知中共主张后，所答应的几项条件：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 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这几项条件，最后为中共及张、杨所接受，成为解决西安事件的最终条件。关于这点，在周恩来12月25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份电报中，也得到了证实。
周恩来面蒋及其他
根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周恩来曾两次面蒋，一次是12月23日深夜，周恩来专程拜会蒋夫人宋美龄时，曾与蒋谋面，但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另外一次是12月25日，对此次会面，宋子文记录较详：
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作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关于这次面蒋的经过，周恩来在25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曾有提及：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周恩来电报中，并未特别说明见蒋的时间，但该电报为25日所发。关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博古在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于汉口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曾有过描述：
我是12日24日到达西安的，并带来了保安方面的指示。我把指示交给了周。当天夜里10点钟以后，周恩来第一次去拜见蒋介石。此前蒋一直拒绝见周，是蒋夫人的信和端纳、张学良的劝告起了作用。会谈中，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这也是中共方面的主要要求，他应该作出这样的承诺。在这之后，他只是讲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说“在内战的所有日子里，我经常想起你。即便是在作战时，我仍能记得起你曾为我做过出色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携手合作。
25日早上，周再次和蒋会面。蒋再次重申了头天晚上他被叫醒会见周时作出的承诺，表示他再不想打内战了。周原本可以早些与蒋会谈，但他必须等我携中共方面的条件到达后才能这么做。
目前学界一般采纳的是博古的回忆，认为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那次著名的会面，发生于12月24日夜。而宋子文的日记并没有记录24日夜的那次会面，从博古回忆的内容看，24日周、蒋曾会面具有很大的可信性。那么，宋子文的日记为何没有记录？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一，这次见面是周恩来在拿到博古带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直接于深夜见蒋，宋并没有参加，所以无从记起。其二、由于两次谈话内容大同小异，所以宋就一并描述了。其三、是宋子文记错了日期，将24日深夜的那次周、蒋会面记成了23日。不过，似乎第一种的可能性为大。从谈话内容看，博古本人并没有参加会面，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宋的日记记录更为准确些，因此，如果以谈话内容的进行描述，周、蒋那次著名的会面应为12月25日上午。
如果博古的回忆可信，而宋子文的记录也属实的话，那么在西安事变中，周、蒋的会面次数就是三次，即12月23日夜、24日夜与25日晨。而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中，有一份被认为是博古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记载，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共会面三次，周恩来同意八点主张，蒋介石原则上同意联共抗日。这可以算得上目前所能发现的周、蒋三次会面说的又一个证据，究竟情形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与蒋是否就所达成的条件签有书面保证，目前学术界普遍观点是蒋介石或宋氏兄妹并未签署任何文件。傅虹霖在其著作《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质疑此说，并引用一些旁证材料来证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蒋夫人和宋子文曾在一份释蒋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这种说法大可商榷。根据宋子文日记，很清楚，在释蒋上双方确实有一些具体条件，亦即12月23日宋子文与周恩来及张、杨谈判后，蒋所答应的那几项条件，但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在宋子文的日记中，记录了在其12月24日参加的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张、杨属下一些将领因担心所达成条件未有文字保证而表示的不满，同时，也记录了杨虎城因未获文字保证与张学良所发生的冲突，这些足以证明释蒋条件是蒋以人格作担保，口头承诺来履行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12月25日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在该电中，周恩来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表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宋子文日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份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殊为遗憾。
后世史家在探询历史发展脉络时，对某些细节也相当关注，而揭开某些历史谜团往往亦具相当重要意义与趣味，在这方面，宋子文日记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些许遗憾。例如：宋子文两赴西安都曾偕郭增恺随行，郭增恺曾在杨虎城幕下做事，宋带郭的目的是想借其与杨虎城的关系，来做说客，疏通与杨虎城的关系。在宋子文随从秘书所记的日志中对此也曾有过只言记录，而郭在西安也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在宋子文的日记中，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记录。又如：宋美龄在西安的一些活动，宋氏兄妹在救蒋过程中如何商量谋略等细节，日记中也都阙如。又如：宋子文是如何利用与张学良的旧谊去做张的工作，以及后来如何对张学良释蒋后的人身安全作出保证等等，我们在日记中也未能看到。也许，即便是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之中，宋子文也有某些顾虑与苦衷，从而在为后人解疑之时又存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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