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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秘辛
作者：张俊义
宋子文在民国时期曾身居要职，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院长和广东省主席等多项要职，在民国时期的财政、外交等领域，宋氏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是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1949年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后，宋子文退出政坛，来到美国定居。晚年的宋子文在美深居简出，为人低调，除从事一些私人商业经营活动和拜会亲友外，再无其他重要活动。1971年宋子文逝世于美国旧金山。宋氏死后不久，其后人将其生前全部的个人档案与文献捐献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对外开放。
宋氏后人捐献的宋子文个人档案共3万余件，58函，其中2万余件共39函的档案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对社会公众开放，其余1万余件共19函的档案，宋氏后人为尊重当时尚在世的蒋夫人宋美龄的隐私，决定在蒋夫人过世后再予开放。去年10月宋美龄逝世后不久，宋氏后人便授权胡佛研究所于2004年4月26日起开放所有宋子文的档案，以供后人研究。并且，宋氏后人，其外孙冯英祥更于今年3月12日从纽约来到胡佛，亲手将随身带来的另外两千件补充档案交给档案馆，一并予以开放。
宋子文档案的全部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不啻为一个福音。由于宋氏生前在国民政府时期地位显赫，对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这批档案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而解读并深入研究宋氏档案，对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与宋氏生平的研究，也无疑意义重大。笔者受香港蒋氏工业慈善基金的资助，目前正以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身份在此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刚好有幸在宋氏档案全面开放之际，第一时间目睹了这批新开放的档案，因此在从事香港史研究工作之余，也抽空研读了其中一些档案。受条件限制，目前国内学者来美进行查阅档案还不甚方便，笔者得此先机，很想将其重要部分予以介绍，以利国内学人的研究。但由于宋子文档案涉及内容广泛，因此只得择其重要者加以介绍。本文将重点介绍新公布的宋子文西安事变的日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无疑是具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蒋，到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获得解决，短短两周时间，中国现代史上还从未有一个事件引起过世界如此大的关注。当时以及事后都留下了大量的记载，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以汗牛充栋来形容亦不为过分，而海内外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出现了许多有质量的学术专著。虽然以海峡两岸为代表的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及评价各不相同，但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却是公认的。西安事变的几个重要当事人均留下了对事件的记载与回忆，其中，蒋介石发表有《西安半月记》，蒋夫人宋美龄著有《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写有《西安事变忏悔录》，并且张还留有哥伦比亚大学对其进行长达数年录得的口述生平历史回忆和日记，其中有大量西安事变的内容。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记录和他的日记已于200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对社会开放。而此前惟独缺乏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宋子文的著述。在西安事变期间，为解救蒋介石，宋子文曾两次前往西安，先是以私人身份去西安面蒋，了解西安的情况，后又再陪宋美龄到西安，充当蒋介石与张、杨间的调停人，后又代表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汗马功劳。对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宋美龄在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里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以宋美龄的身份，她当然不能也不愿说出中共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对其兄宋子文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首肯的。后世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著述也都对宋子文的表现进行了相当篇幅的描述，并作出了应有的评价。那么，宋子文本人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如何，以及他本人在解决西安事件所从事的种种活动，究竟有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此问题一直为众多研究西安事变的史家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而新近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则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团，那就是宋本人的确留下了对该事件的记载，亦即本文介绍的这篇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
由于西安事变的特殊重要性，宋氏后人对于宋子文留下的西安事变日记一直秘不示人，直到今年3月才由其外孙连同其他一些与蒋宋两家直接相关的重要文件，送到胡佛研究所予以开放。现在保存在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系由英文写成，为英文打字稿，原稿篇幅不长，英文稿15页，字数译成中文约6千字左右。时间从1936年12月20日宋子文抵达西安记起，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结束。日记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名和术语特地以中文标出。粗读这篇日记，笔者得出的印象是：一、从内容看，日记记录比较简约，只记大要，不记枝节，但对到西安后与蒋介石的谈话、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特别是其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记录较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与蒋介石、宋美龄生前出版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回忆录意在政治目的不同，宋子文的日记意在留下记录，生前秘不示人，死后方由其后人公布，因此，该日记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比对其他有关的重要史料，亦足可以得到佐证。三、通观全篇，该日记与一般意义上我们每日记录的日记似有不同，初步推定该篇日记可能为事后不久补记整理而成。
为使国内学者尽快了解这篇日记的全貌，笔者特将其译出发表，以方便有兴趣的学者研究之用。在新公布的宋子文的档案中，连同本日记，还有一篇首次公布的据考为宋子文随从秘书陈康齐记录的日志，这篇日志提供了宋子文两赴西安的重要背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一并译出。
笔者在研读与翻译这篇日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粗浅的心得，下面谨就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做一简单陈述与考订，敬希对此学有专长之士从容教正。
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与西安事变的成功解决
张、杨发动兵变，志在结束内战，逼蒋抗日。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多方努力，并躬劝张、杨的化解之功，亦有中共深明大义统揽全局，并发挥对张、杨的巨大影响促其放蒋之效，同时也有张、杨发动兵变动机至纯，为解危机不惜忍辱求全之德，但是蒋介石本人态度的变化，最终接受停止内战容共抗日的主张，才使西安事变成功解决。这一点许多当事人的记录与回忆及研究著作都有大量的篇幅述及。据载，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更别说与张、杨谈判。12月14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到西安探蒋。蒋读了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亲笔信，并了解了南京方面的危险时局，同时也经过端纳的疏通，蒋介石真正了解了张、杨兵变的真实动机，此后，蒋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对于这段历史，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矢口不谈。但是作为此事的亲历者的端纳则通过当时采访他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之口，为我们留下了较为真实的记载。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载，“端纳先生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概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
另据端纳透露：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系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端纳否认他知道是在哪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宋子文在他的《西安事变日记》中一开始就为我们印证了这一历史，并给我们首次明确透露了蒋介石在端纳来访后与张学良间所达成的条件。据宋子文的记载，在12月20日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曾于17日接受了张所提出的四项条件：
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
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3、发动抗日运动。
4、释放被捕七人。
张学良发动兵变后，曾通电全国，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但其后在与蒋的谈判中，为体现诚意，特作出让步，由八项条件减为四项，这四项条件在端纳到达西安后，蒋曾一度接受。虽然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蒋在20日见到宋子文时又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但蒋在端纳到达西安后，态度已开始软化，并与张开始谈判，却是事实。
宋子文日记也给我们记录了他12月20日在西安面蒋后，蒋的态度前后变化。起初，蒋态度强硬，称，“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但经宋“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之后，蒋的头脑开始冷静，态度又开始趋缓，向张学良提出，他可以接受：“（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但蒋的这一表态，张、杨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四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蒋本人点头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接受。
分析蒋介石当时的心理，可以看出，他的处境可谓是进退维谷。在了解了南京方面军事强硬派的种种行为后，蒋已经考虑对张、杨作出让步，可如果冒然签下城下之盟，他的性命虽可以保全，但回南京后其政治生命可能不保。另一方面，如果继续对张、杨采取强硬政策，内战则一触即发。张、杨所坚持的四项条件，核心要求就是一个，即停止剿共，联合抗战。既然17日蒋已经答应过张学良，可以同意四项条件，那就说明在蒋的心目中，这四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在宋子文到西安后蒋的态度又出现反复，那是因为蒋仍对接受这些条件的后果心存顾虑。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接受这些条件、由谁来全权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以及中共方面的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主张如何。关于这点，随着宋美龄的到来和中共方面为体现诚意，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让步，才促使蒋下定决心，最终改变态度，接受张、杨的条件和共产党的主张，从而导致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
宋子文日记中对宋美龄到西安后的活动着墨较少，但透过一些当时其他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宋美龄在其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蒋夫人的到来从感情上征服了张学良，从而确保了蒋介石的安全。其二，由宋美龄来劝说蒋介石作出适当让步，并由其充当蒋的代表，和宋子文一道，与张、杨和周恩来进行谈判，既避免了蒋直接出面的尴尬，又能取得对方充分的信任。从宋子文日记看，在宋美龄到达的当天晚上，蒋即已同意由宋子文偕蒋夫人一道，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蒋开出的条件是：（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如果中共同意，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
根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出于民族的大义，基本接受了蒋的条件，而蒋随后的表态，也基本满足了张、杨和中共开出的条件，终使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
宋子文的作用
宋子文日记对他两赴西安救蒋的活动记载较详，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首先是到西安后，宋子文对当时整个局势的判断。
据日记记载，到西安后，宋子文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其心目中的整个西安局势依然极为凶险。“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此外，宋子文对整个局势也做出了如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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