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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道：一位不该被忘记的共产党人
作者：李 媛
然而，陈原道这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却遭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强烈批评和指责。6月27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陈原道外出未归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指责陈原道“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要求在河南举行“八一”总罢工，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7月11日，从外地巡视工作回到郑州的陈原道参加了党、团省委常委联席会议。会上，陈原道等多数同志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对河南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方针、策略的运用，实质是要不要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来布置全省的工作。会上，陈原道旗帜鲜明，条分缕析，就形势、任务、方针、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是要从河南的客观形势出发来指导工作。
但是，陈原道的正确意见却受到了更加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他和多数同志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取消派的“小组织活动”。执行“立三路线”的北方局甚至作出陈原道是“富农奸细”的结论。1930年10月，中央又给陈原道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罚。摒弃陈原道正确意见后的河南省委，在“左”的道路上继续一意孤行，主张“三个人也要示威”，“无一个同志的地方，只要派一个人去，马上就可发动罢工、暴动”。结果，招致的是更加惨重的失败。
面对“左”倾错误造成的混乱局面，陈原道忧心如焚。他一方面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继续奔波各地，指导工作，同时，他又勇敢地按照党的组织原则，适时地向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
1930年11月20日，也就是在陈原道留党察看期间，他给中央政治局并转共产国际一信，就河南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为更多地了解陈原道此时的政治观点，这里，不妨对信的内容作些介绍。
陈原道在信的一开头便指出：河南省委这次内部的争论，无疑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正确路线，一条是错误路线。陈原道紧接着指出，这种争论，首先是对革命形势如何估计。的确，这是实行方针政策的前提，也是当时争论的一大焦点。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陈原道提出两个观点，一是要考虑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二是要考虑列宁关于实现直接革命的基本条件。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一是“各个帝国主义侵害中国划成各个势力范围”；二是“军阀割据”；三是“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发达与危机程度也不一样”；四是“1925至1927年大革命发展区域不同，工农革命运动经验与决心亦有差别”。为什么要研究这种不平衡性？陈原道说：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弱点，“我们只有了解与认识这种特点与弱点，才能运用正确策略”，才能加紧工作，使不平衡归于平衡，促进全国革命条件完全成熟，而不是在不成熟的地方和时候盲目蛮干。关于直接革命形势的基本条件，陈原道说：“列宁论革命形势有三个基本条件：（1）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继续统治；（2）被统治的群众不能再照旧忍受过去的统治，有最大决心来推翻统治阶级；（3）中间阶级发生动摇倾向于工人阶级方面去”。“这些基本条件，是我们每个党员分析革命形势必有的常识。”离开这一些，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分析”，自然导致“极端错误的估计与应用”。
这些分析是深刻的，又是清醒的。陈原道尖锐地指出：中央“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即标志“立三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决议案——作者）未看到这点”。“否认不平衡的特点与否认列宁论直接革命形势的基本条件，必然会犯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错误。”
信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几个中心策略问题与其结果”。这里，陈原道着重分析、批评立即无条件暴动的错误主张。他说，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河南党的当前总任务就是马上组织武装暴动建立政权，骂我们提出准备武装暴动是“右倾”。可是，“任何斗争前与斗争中都要注意主观力量之保存与扩大”，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准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过程。可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却完全不顾这些条件，认为只有兵暴，“就是三个人，只要一暴动起来，就能号召广大士兵群众，使冯（玉祥）军倒台”。陈原道指出：这种孤注一掷，“简直是儿戏革命”。
信的第三部分标题是“几个原则问题”。这里，陈原道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其中之一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问题。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认为：“一切斗争，只有工人先起来，才能谈到工人领导农民。”即使“农民运动形势较好的地方，也只有等工人起来后再说”。陈原道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说：我们认为工人领导农民，并不是次序的先后，而是通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实现，这是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还说：“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是土地革命，如果我们不派专人去做农民工作，这简直是托派的理论，这理论的结果一定要否认土地革命，至少要忽视农民战争，轻视红军发展。”
陈原道在这里提出的几个重大理论观点是相当精彩和深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并不是追求工人成份的领导，而是要用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正确理论去武装那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的党员，这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所阐明的思想上建党的理论。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理论。同样，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是只有工人先起来，才能谈得到农民运动，而是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由此，又必须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红军的发展和武装斗争。这是毛泽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民主革命所寻找到的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读陈原道信中的上述论述，可以说，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的思路是相通的。须知，此时是1930年底，毛泽东还转战在江西、福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还在遭到“左”倾错误的批评和打击，他的许多正确思想还未被全党所接受。
1931年1月5日，陈原道再次上书中共中央，“抗议”对他的错误处罚，“提议河南问题之解决，一定要我参加意见与讨论”。
此时，陈原道的工作已处于待分配状态。从1930年10月中旬，陈原道奉中共中央指示，调离河南。
奉命解决顺直省委问题
1931年1月上旬，陈原道在上海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为解决河南争论问题及取消陈原道等同志处罚决议案》。六届四中全会后，陈原道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由徐兰芝、贺昌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分裂的局面。六届四中全会前就有分裂行为的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这种分裂活动，在各地党组织内引起了连锁反应，领导北方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顺直省委，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分裂。
陈原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顺直省委（此时已改称河北省委，习惯上仍称顺直省委）的，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对四中全会的某些决定，陈原道并不完全赞同，但在反对“立三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上，他态度坚决，旗帜鲜明。
1月28日陈原道到达天津。一到天津，他立即同在省委坚持工作的秘书长安子文、天津市委书记张友清等同志交谈了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方针、方法。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原道指出，由于紧急会议筹备处欺骗性大，所以我们在方针策略上，既要对非组织的小派别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与揭露，又要团结其中受蒙蔽的多数同志，教育他们分清是非，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共同战斗。这是克服目前混乱状况的两个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改组省委，配备干部都谈不上。显然，这是一个解决党内混乱状况的正确方针。按照这个方针，陈原道和代表团把斗争的重点集中在张金刃等少数阴谋分子身上，给以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同时，教育挽救其他同志。为此，陈原道不顾白色恐怖，日夜奔走于各级党组织之间，频繁地找人谈话，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2月5日，根据陈原道等人的建议，中央决定停止旧省委职权，成立河北临时省委。省委成员中除中央指定者外，并吸收原河北省委17人参加。根据中央关于“要使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规定，新的省委分工是：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安子文任秘书长（后由刘亚雄继任）。从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看，徐兰芝都远不能胜任书记的工作，所以新省委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陈原道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时候，经组织批准，陈原道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刘亚雄结为夫妇。
就在陈原道为河北党的整顿工作取得胜利的时候，敌人对革命者的迫害也步步加紧了。4月8日，陈原道、刘亚雄被敌人逮捕。
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
1931年9月初，陈原道、刘亚雄等一批共产党人被押解北平，关押于张学良“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在这里，他们和殷鉴、薄一波等在北平被捕的同志汇合在一起，共一百多人。不久，又被集中关押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当时，被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很多，情况也很复杂、除了在天津、北平被捕的党员外，还有“九一八”事变后陆续被捕的一批党、团员，以及一部分青年学生。他们爱国热情高，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敌人不仅对共产党员实行残酷的法西斯迫害，还力图用思想软化等“新办法”，以达到被“感化”者进行“悔过”、“反省”，进而自首、叛变的目的。这就是敌人的“反省政策”。此前，敌人就采用威逼、利诱的方法，使被捕的人中出现了一股“叛变逆流”。
自从被捕以后，作为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深感在共产党人中保持革命气节的重要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建立党的组织，形成坚强的战斗核心，才能更好地团结一切革命同志，反击敌人的“反省政策”，粉碎敌人的阴谋。陈原道和殷鉴、薄一波等同志商量后，很快取得了共识，立即开展了建立狱中党支部的工作。狱中建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但因为有敌人的压迫和监视，还因为被捕的党员中，许多人原来并不互相了解。也有的党员反对在狱中建立党组织，担心暴露后加重判刑。因此，建党开始时，工作只有在极少数可靠的党员中进行串连和酝酿。陈原道和殷鉴、薄一波、孔祥祯等同志，分别和有关人员谈心，交换意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秘密的狱中党支部终于建立了。陈原道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的还有孔祥祯、殷鉴、薄一波、赵镈等人。党支部经过反复研究，确立了党在狱中斗争的策略，即争取一切政治犯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但又要防止冒险蛮干，要把监狱变成我们锻炼学习的“学校”，为党积蓄力量，并相机争取出狱。
陈原道还在狱中和党支部的同志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党支部要求全体党员和团员，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文盲和文化低的同志还要补习文化。他们通过秘密渠道，搞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有一些英、俄文的马列主义书籍，由懂外文的陈原道、杨献珍、廖鲁言等同志翻译成中文。对于这种理论学习的组织，陈原道是十分认真的。他在关于狱中情形的报告中这样说：“这一工作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唯有加强这种工作，才能算达到我们真实任务，这就是武装我们思想与理论，出来时才会起更大的作用。”
在狱中，陈原道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几十年后，当年的难友们回忆说：“狱中的环境异常险恶。要经受住残酷的斗争考验，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薄一波、陈原道等领导同志，抓紧每一次放风机会，秘密碰头，研究情况，分析被捕党团员的政治表现、思想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育计划，对表现坚强的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援与鼓励，对张金刃等少数动摇分子，则坚决与之斗争。狱中党团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陈原道同志为保存和纯洁党的组织，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最后的斗争
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2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为收买人心，宣布“大赦”。9月，监禁两年期满的陈原道和刘亚雄等一批同志被保释出狱。陈原道和刘亚雄出狱后，首先找到河北省委，接上组织关系，汇报了狱中党支部的工作。不几天，陈原道即由河北省委派往直南巡视工作，风餐露宿，指导农民运动。
11月，中共中央调陈原道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刘亚雄与其同行，任江苏省委妇委负责人。此时的上海，特务横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工作开展极其困难。陈原道的住处经常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