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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道：一位不该被忘记的共产党人
作者：李 媛
投入革命大潮
1902年4月25日陈原道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青岗乡陈泗湾村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6岁那年，母亲向本村富户请的一位姓宋的私塾先生说情，使他进了私塾。陈原道天资聪颖，学习又极为用心，深得塾师的喜爱。不久，宋先生到十多里外龙华高等小学任教，又带陈原道到该校就读。
龙华高等小学(今巢湖市黄山中学前身)是当地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所新式小学堂。在这里，陈原道开始受到辛亥革命后新的思想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学习了国文、历史、地理、算学。当时中国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实，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不满。1919年夏，陈原道考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在这里，他又受到汹涌而来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常和同学说，我们中国也应该学苏俄的样子，由农人掌握政权。就在这时，湖北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恽代英、肖楚女来到芜湖，并到二农讲学，宣传新思潮。陈原道每次都是静静地听着，从中得到很多教益和启发。
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陈原道开始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浪潮之中。
1920年6月2日，安徽军阀和政府当局在安庆制造了“六二”惨案。陈原道以芜湖学联的名义，发动和组织各校学生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1922年3月21日，芜湖黄包车工人为反对芜湖警察局增加牌照捐和车主增加车租举行罢工。陈原道和学联另一负责人薛卓汉（共产党员）领导芜湖学生联合会，勇敢地站到人力车工人一边。他们一面发起募捐，从经济上解决罢工工人生活上的困难，一面和工人一起向警察局据理力争，终于迫使警察局作出让步。陈原道还领导了抵制日货的斗争。
在芜湖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陈原道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列，先后担任二农学生会主席、芜湖学联会及安徽省学联会负责人，在同学中和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1923年春，陈原道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陈原道又参与组织和领导芜湖各界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6月，陈原道参加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天天和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恽代英等同志在一起，交流学生运动和其它各项爱国运动的经验，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才生
1925年10月，陈原道被党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10月苏维埃俄国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而创办的一所学校。第一期学生三百多人，多数是中国共产党从各地秘密选送的优秀青年。和陈原道同去的安徽青年有陈维琪、汪菊农、廖麟、贾斯干等人。
陈原道是由上海辗转到达莫斯科的。一到中山大学，陈原道便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学习中。他首先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俄语关，同时研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等著作，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由于他勤奋好学，各科成绩优异，因而与蒲式奇、沈泽民、吴亮平、杨放之、王稼祥等同志一道，被学校批准特任俄语课堂的翻译。陈原道为第九班的俄语翻译。陈原道的刻苦学习，使他在同学中赢得了较高的威信，曾担任第一年级党组副指导员、党史教员。
这里，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作些考察和研究，这就是陈原道和王明教条宗派的关系，或者说，陈原道是不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人们熟知，所谓“二十八个半”的说法，来源于1929年关于支部局工作总结的一次表决。
1926年5月旅莫支部因其主要领导反对中共党员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并在党员管理方面犯有严重错误而被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解散。全体中共党员一律被转为联共候补党员，接受联共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就广大党员来说，对批评和反对旅莫支部的错误领导是赞成的，但对解散旅莫支部和将全体中共党员转为联共候补党员的做法是不满的。这实际上是把中共看成低一等的“儿子党”。当然，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是旅莫支部的坚决批判者，又是国际路线的坚决拥护者。
历史在继续发展，新的矛盾又开始出现。围绕着中大支部局的工作方针是否正确，中大的中共党员中又出现了拥护支部局的一派和反对支部局的一派，且争论日趋尖锐。这种斗争，终于在1929年暑假前夕的工作总结大会上爆发出来，双方持续辨论了十天十晚，各不相让，称为“十天大会”。会议最后表决，多数同志采取了中立态度。会后，拥护支部局的一派以布尔什维克自居，反对的一派则给他们起了个绰号，称之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那么，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呢？如果有，究竟是哪些人呢？长期以来，党内并无明确的说法。1981年，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后成为叛徒的盛岳在海外出版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列出这一所谓”二十八个半”的名单，陈原道名列其中。
事实究竟如何呢？请看有关回忆和论著。
首先，“二十八个半”的说法并不确切。据当事人杨尚昆和张闻天回忆，当时表决时赞成支部局的是90票，而不是29票。因此，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是一部分人带着宗派情绪叫出来的，与“十天大会”的事实相去甚远。
其二，“十天大会”是1929年暑假前夕召开的，而陈原道已于1929年初奉命回国，并未参加“十天大会”。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一书中已写明了这一点。
看来，说陈原道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成立。
那么，陈原道和王明或王明教条“宗派”的关系如何呢？
《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一书记述：在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过程中，陈绍禹（王明）等人竭力拉拢一些在同学中有影响的人物，如曾被认为属于‘党务派’的沈泽民，学习成绩优秀的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殷鉴、陈原道等。他们在苏联特别受到党组织的器重、校方的重视，也得到广大留学生的尊敬。”从书中看出陈原道只是王明竭力拉拢的对象之一。
另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到陈原道时曾这样写道：“他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山大学的负责人，是王明宗派集团的培植者，“反米夫派”也就是反王明。张国焘当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1929年初“十天大会”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和支部局的争论。因此，张国焘是重要的当事人，他对当时人员分野情况的回忆，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由于目前档案资料的缺乏，反映陈原道和王明教条宗派关系状况的资料尚未能更多地发现，因而这一问题只能存疑，仍需档案资料的发掘来说明。倒是陈原道后来文章的一些观点，颇能折射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1930年12月21日，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的陈原道在中央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河南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一文。文章指出，立三路线在组织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小组织名词的乱用”。文章说：“立三主义者认为个人谈话或个人通信都是小组织活动……这是陈独秀主义复活！旅莫支部的工作方式。”
这段话透露出陈原道的两个观点，一是对中山大学时期旅莫支部工作方式的反对，二是反对在同志中乱扣帽子等无原则的纠纷。
还有一篇文章是1932年9月陈原道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后写给河北省委的信。这封信汇报了狱中斗争的诸种情形，也汇报了自己在狱中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陈原道在说明一部分同志反对狱中支部干事会（即党支部）主张时写道：“反干事会人们之惟一错误根源就是不了解在什么条件下怎样行动的，马列主义真理是具体的，就是以条件来说明一切的，无条件的话就变成抽象的道德律了。”他还批评有的同志“不顾一切环境与条件的进行左的空谈的说法”。马列主义真理是具体的，考虑问题要从环境和条件出发，也就是从事实出发，反对“左的空谈”。
王明教条宗派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教条”，教条式地看待马列主义，一是“宗派”。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陈原道都表现出自己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陈原道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无产阶级女革命家的刘亚雄。
坚决反对“立三路线”
1929年初，陈原道由苏联回国。
回国之初，陈原道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先期回国的刘亚雄任干事，任弼时为宣传部长。任弼时不在部里时，日常工作便由陈原道主持。陈原道工作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深入到群众之中，调查研究，努力在白色恐怖下有针对性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当时，江苏省委在上海，陈原道住上海新闸路培德里83号，经常外出工作到深夜才回来。
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河南省委因连续三次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曾被迫暂时取消省委。到1929年秋冬，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又决定恢复河南省委。陈原道到河南，就是和中央巡视员童长荣、郭树勋等人一起，担负恢复、重建河南省委的重担。正是在河南工作期间，陈原道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0年2月3日，新的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正式组成，童长荣任书记兼宣传部长，陈原道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2月23日，省委常委在讨论工作计划时发生争论，省委主要负责人只重视郑州、开封两地大城市的工作，陈原道则主张加强对各地的巡视指导，以便更多地到实际斗争中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经过讨论，陈原道的意见被采纳。
会议一结束，陈原道便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
2月下旬，他来到洛阳。针对工农群众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把一些工厂中存在的“把兄弟会”发展成赤色工会，同时要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他还和中共洛阳特支书记万寿山一起研究，准备将洛阳特支改组为洛阳中心县委，以便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
随后，陈原道到达豫西。在这里，陈原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了解和布置国民党军中的兵运工作。此时，驻豫西的杂牌军万选才部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陈原道以“会朋友”的方式，召集负责的共产党员开会，决定组成地下党军委，直接与河南省委发生联系，以便创造发动兵变的条件。
4月10日，陈原道又来到豫南重镇信阳。此时，信阳省立三师的学生因罢课斗争遭到国民党军和反动军警的镇压，学生会负责人遭逮捕。陈原道和信阳中心县委负责人讨论决定，发动工人、店员和进一步发动学生，声援三师学生的正义斗争。4月13日，九百多铁路工人、店员和学生，在火车站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改为“反对国民党县党部训练部长”，从而有效地孤立和打击了当局的反动气焰，迫使信阳县党部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在这时候，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共产国际一些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不断提出一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口号和主张，并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面对由中央汹汹而来的“左”倾错误主张，陈原道表现出一个地方党的负责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和清醒。一方面，他必须在组织上服从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他又尽可能在实际工作中避免和纠正中央的错误。从5月初到6月上旬，省委书记童长荣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陈原道代表河南省委先后发出13封给各地的指示信和三份通电，努力对“左”倾错误进行遏制和纠正。
省委内有的同志认为，地方暴动和游击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要马上举行。陈原道却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暴动和游击战争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条件逐渐成熟后，游击战争才易于发动而不致一时失败”。这是对冒险、盲动行为的明确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