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徐梦秋忆长征
作者：张士义
红军进驻冕宁县城时，县长、军阀和商人共有七百多人带着家眷逃往彝民区。结果全被彝民俘虏，县长还被砍了头。说来也怪，这些人竟然如此害怕红军，甚至不惜向他们的仇人送命。有钱的地主大多被释放，但他们的财物、衣服（裤子除外）甚至鞋子却被彝民留下。这是我们在路上遇到他们时看到的情景。
红军继续赶路，到达位于汉人区和彝民区交界的一个小镇。此前，镇里的人听说彝民要下山抢人，所以全都逃离。他们恳求红军保护，出面对付彝人。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把彝人打退。
第二天一早，红军离开这个小镇，开始翻山越岭。这里是彝族聚居地，一片荒凉。有一个排的勇士在前面开路，一个连的工程兵紧随其后。彝人抓住他们，挡住去路。打前站的那一个排与大部队失去联络。这时，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既不知道该干什么，也无法与彝人交涉。不过，我们遇到一个彝民的首领，给他送去美酒和钱物。刘伯承还设法与他和平交涉。那个彝民首领要求按照他们的仪式进行谈判，并结下生死之交。他令仆人抓来一只活鸡，在一块木板上放血。然后，他和刘伯承各自喝下，并对天盟誓。红军送给他们红旗和许多枪支、马匹，最后，他们带领我们通过了这一地区。这些彝人打仗用的是旧式的伏击战，但他们有枪，且行动神速。
过彝民区仅用了两天时间，但我们都感到呼吸不畅。沿途成千上万的彝民都被动员组织起来。
过了彝民区，我们又遇到了不少川军士兵。他们看到我们的战士后大声叫喊：“你们是哪一路的？”在前面开路的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战士答道：“我们是中央军。”走近以后，他们就把川军士兵解除了武装。他们还发现了为这支部队准备的大批粮食。我们的部队用了一部分，其余的分给了当地群众。
这个地方离大渡河已经很近了。当地人告诉我们，有400名川军士兵在河对岸把守，川军军官早就下令让沿河两岸方圆20里内的群众撤离，并要求他们带走粮食、烧毁房屋。但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敌军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实施。离河不远处有一个叫安顺场的小村庄，我们的部队打算从这里渡河。这里正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被俘的地方。川军军官住在这里，但他的士兵都在河的对岸。他曾打算坐船返回。
天还没亮，红军就突然出现在这个村子里，缴获了川军卫兵的枪和船。但那个川军军官却逃掉了。这里的水流湍急、响声震天，老远就能听到河水的咆哮声。若是站在岸边说话，即便是面对面也根本听不见。红军只有一条船，并且需要16个当地船夫才能划过河去，因为其他人根本驾驭不了。过了不久，我们找到16个当地的船夫。他们带着17名红军战士上船过河。
为掩护他们过河，我们集中了最好的机枪来控制对岸（大约有100米远）的敌军火力。河对岸是悬崖峭壁，过去的船很难停靠，我们用密集炮火封锁住着岸地点。过去的17名战士带了一百颗手榴弹，全部掷向敌军战壕。就这样，他们在敌人防线中打开了缺口。我们的战士占领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并且把200名川军士兵赶跑。这17人中，只有一死一伤。他们都很勇敢，听到首长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如果不能过河，我们就会全军覆没”后，个个主动请缨。
在河对岸，我们又找到一条船。第一师就是靠这两条船过去的。因为第一师过河用了两天时间，所以，红军主力转移到了别处。
大部队沿着大渡河岸走到泸定桥，发现桥已被敌人控制。我们还发现桥是由12（应为13）条摇摇晃晃的铁链搭起来的，铁链上面本来铺着一些木板，但敌人早已把木板拆掉。
形势极其危险。要从这些铁链上过去，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要有顽强的意志。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上面过去而且越快越好，因为只有第一师在河对岸，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吃掉。
首长下令找20名突击手（后选定22人——译者），大家都争先恐后。对岸有敌人机枪封锁，在敌人的火力压迫下，突击英雄们爬着铁链过河，他们身上只带了手枪和大刀。这些战士没有一个在铁链上被击中。敌人为了阻止他们上岸，放火烧了岸边的房子，想用大火和热气阻止他们。尽管如此，这些突击手全都冲进了起火的房子。敌人被我们的机枪和突击勇士的手枪打退，其中，有三名突击手在与敌人交火时牺牲。
过了大渡河以后，我们被分割的两支部队在对岸会师，并向距成都几百里的雅安开进。红军东进佯攻成都，得知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消息后就转向北去了。我们通过无线电或电话一直与红军其他部队保持着联系。每一个师都有一部电台，并一直在使用电话联络。我们在长征路上使用的“老话机”，现在在延安还可以看得到，并且还在使用，也很好用。
过 草 地
红军继续北上，相继夺取了天全和芦山，然后继续过海拔几千米、积雪覆盖的夹金山，又叫雪山。过雪山时没有打过仗，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天气骤变，寒气逼人。早上还是大晴天，到了晚上可能就会下雪。因为当时正是夏天，我们的人都没有棉衣，也没有事先准备。爬山之前，曾有很多人告诉我们，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他们还提出忠告，说困乏的时候也要站着休息，千万不能坐下，否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还说，一定不能喝雪水，会把身子弄垮的，因为雪水太凉了。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说的都没错。有许多红军战士把命丢在了雪山上。
在懋功，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然后，继续北上到达藏民区。这里的藏民给了我们很大麻烦。他们神出鬼没，不断地袭击我们的队伍。他们还把所有的粮食都运到别处或是藏起来，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饥荒。藏民的首领还向川军通风报信，陷害我们。一开始，红军派信使去向他们买粮食，把信和钱留在他们的房里。但后来我们发现，钱被过路人给拿走了。最后，有一些藏民态度有所改变，不再敌视我们。我们就在这些人中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并用我们带的茶向他们换吃的东西。他们的麦子不能多吃，否则胃受不了。我曾亲眼看到有两名战士吃了他们给的倮麦（青稞）后死掉了。由于他们人都跑了，又没有留下可吃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沿路拣青稞来煮，这是很令人头疼的事。
过了松潘（国民党将领胡宗南驻守在这儿）附近的毛儿盖以后，我们打算向甘肃进军，但因为没有地图，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我们不得不从藏民寻找向导。这些藏民不会讲汉话，我们又不得不从汉藏交界地区找翻译。这些人中有一些同情我们，并愿意加入红军。
这时，我们开始准备穿过那可怕的“草地”了。藏民告诉我们，走这段路不可能再找到吃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人带了可够吃15天的20斤粮食。而我们所能带的粮食只有青稞。
沼泽密布的草地，都是些深深的流沙、软软的泥巴和杂草、深洞。许多战士和马匹陷进去被淹死了。这里是整个长征路上人员损失最多的地方。这里既没有岩石，也没有树木，山坡上总是湿漉漉的，要想找一块干地躺下来睡觉是不可能的。天气也很糟糕，每天夜里都下雨，无法睡觉。草虽多，但都潮湿得很，无法用来烧饭或烘烤衣物。人人都背了生火用的干柴，但两天时间就用完了，以后再也不能生火了。那里荒无人烟——因为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红军指挥部预计过草地要用15天的时间，但在第六天，我们又发现了一条新的通道。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我们见到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吃的东西，个个欣喜若狂。这条路是向东通往潘州的，在那里我们遭遇到胡宗南的部队，与他的第四十九师发生了激战，消灭了其中的两个团。胡的士兵往草地方向追我们，但走了不多远就退回去了。
红四方面军向草地的西部开进，但走到半路发现到处是汪洋一片，就不得不掉过头来再向北走。后来，红四方面军又南下去了西康，我们则继续北上。
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川甘交界地区。在腊子口，我们和鲁大昌指挥的甘军打了一仗。我们沿着一条河流继续前进。河的两边是悬崖峭壁，两边的岸上是敌人修建的堡垒，戒备森严。两边的悬崖拔地而起，陡峭得很，根本找不到可以爬上去的地方。我们想出的办法是，用绳子的一头拴上石块，然后朝着上面有树的地方使劲向上抛，以便缠到树上固定绳子。这样，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抓住绳子往上攀登。有一个连的战士爬了上去，在上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并打败了他们。因为在甘肃并没有多少国民党的中央军，所以上面的战斗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我们在下面听起来像是在吵架一般。胡宗南的部队在松潘被红军打败后，拒绝执行蒋介石要求他继续追击红军的命令，还抱怨说:“我已损兵过半，如再追击，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红军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骑兵，是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第六骑兵师的一次战斗之后。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团，缴获了一百匹马。打完这一仗，红军开始向陕北挺进。有三支骑兵队伍追击我们：分别是马鸿逵、马鸿宾和蒋介石的。因为骑兵跑得快，走在后面的红军队伍有不少被截断。
到达陕北，1935年10月20日
五天后，我们到达陕北边境地区的吴起镇。在这里，我们停了下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红旗，因此断定已经离刘志丹创建的陕北苏区不远了。有人说：“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现在又回到家了。”战士们还说：“我们不能空着手去见我们的同志。我们得给他们带些马过去。”所以，他们又去和敌人的骑兵作战，缴获了几十匹马，并把其余的骑兵打退。
我们离开江西瑞金是在1934年10月15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是在1935年10月20日。长征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不久，我们又继续向保安前进。有一部分部队去了南边的甘泉。从那里，战士们又继续向南，去与从鄂豫皖来的徐海东的部队会合。政府机关的人员经永平去了北面的瓦窑堡。9月18日这一天，徐海东的部队到达永平，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以示庆祝。
与徐海东会师后，红军开始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作战。我们歼灭了东北军的一个师，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这一仗使所有的红军战士兴奋不已，整个陕北一片沸腾。东北军的一个团长叫高福源，被我们活捉。1935年11月11日或12日，我们开始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
1936年6月，我们将大本营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次年1月，又迁到延安。我们迁都的原因是，东北军的将领王以哲正秘密商谈停止内战，并且已经获悉南京方面在两个月内就会向他下达与红军作战的命令。南京派驻东北军司令部的官员下令进攻瓦窑堡，所以他们（东北军）建议我们转移到保安。当时延安由东北军控制着，后来主动让给我们。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红军曾围困过延安。当时张学良还在南京。
在渡江和过草地时，我们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正式文件。负责搬运文件的战士，要么被淹死，要么被急行军拖累致死。我们也烧毁了一部分不便携带的文件。现在我们几乎没留下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
我们从江西带出了一些缝纫机，每个团都有一到两台，这些珍贵的缝纫机多数都带到了陕北，并且完好无损。我们还从江西带上了一些印刷厂和兵工厂的机器，但这些东西绝大多数都给丢或毁了。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运输队。光是搬运军委和中央政府机关机器设备的就有五六千人。
1935年9月我们到达甘肃时，我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
在红军进入陕北开始作战的时候，我因双腿冻僵截肢——在我走了2万多里路之后！我一直想做军事工作，而实际上却总是做政治工作。我现在后方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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