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徐梦秋忆长征
作者：张士义
开始长征
有关长征的准备工作是严格保密的，仅限于最高决策层知道。首次向外界披露这个计划的是洛甫，即张闻天。他在10月1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是“有紧急情况”。
虽然参加长征的有12万到13万人，但是，上面只给了一周的时间做动员和出发准备。这一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会、备粮。人们只知道红军要转移，但谁也不清楚究竟要去哪里。大家并不担心红军会打败仗，都相信红军是战无不胜的。由于苏区受到封锁，周围全是敌人的碉堡，所以，红军的这次行动看上去像是要抄敌人的后路，借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因为苏区物资缺乏，甚至连食盐都没得用了。许多江西籍的战士从家里取钱带上，准备打出去以后从外面买些日常用品回来。在组织动员的这一周里，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一丝的被动或压抑感，也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原定的计划是冲出敌人封锁，到湘西去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合。我们于1934年10月15日离开瑞金，几乎所有的红军都离开了江西。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轰炸或走漏风声，我们在长征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直是夜行军。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开始与粤军交战，并且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随后，我们每前进四个小时，接着就休息四个小时，白天夜里都是这样。我们连续三天急行军，每小时走十里路，只在吃饭时稍事休息。这一下就把敌人给甩掉了。这时已进入11月份，我们到了湘赣交界地区，在这里我们停下来休息了两天。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沿着湘粤交界处的五岭山脉前进，夜里爬山。这一路险象环生，走得非常艰难。每天都要作战，因为有湘军和粤军从两边夹击我们。
到了湘南以后，红军相继占领了六座县城。湘军散落在湖南各地，一时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我们很轻松地就拿下了这些县城。后来，湘军完成集结，蒋介石也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压过来。白崇禧的桂军也从桂林开过来对付我们。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我们被迫放弃原定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决定沿湘桂边界一线杀出重围。蒋介石的军队紧追不舍。我们的处境极度危险，不得不又来了一个昼伏夜出。前进途中又屡屡遭遇敌军，为突出重围，我们又连续作战五天。
过湘江时，我们走的是浮桥。后来，浮桥被炸毁，有一个师（第三十四师）未能过江，被迫返回湘南。这期间，有不少队伍走失，但除了第三十四师，后来大都找到了主力。第三十四师后来留在湘南打游击。
通过急行军，我们再次甩掉敌人。后来进入贵州山区，这里是苗民聚居的地方。红军一出现，那里的苗民都逃走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房子里做饭，离开的时候，给他们留下钱和宣传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被争取过来，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不论是在广西，还是在贵州，从没有发生过苗民袭击我们的事。他们都极端痛恨李宗仁，得知我们正在和李宗仁打仗，他们同意为我们提供方便。在广西边境地区，曾有一个不大的苗民部落派代表来向红军示好，并表示要参加红军。红军给他们枪和旗帜，但他们拿去自己用了，并没有真正加入。
这时，广西当局耍了一个阴谋。在广西和贵州交界地区，他们雇了一批地痞流氓，让他们装扮成贫民和红军游击队员，给他们钱去偷偷地放火焚烧当地群众的房屋，然后嫁祸于红军，以便煽动当地群众反对我们。同时，还强迫当地群众迁移他乡。所以，在这些村庄，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一开始，红军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沿途房屋会被焚毁。后来，在一个空房子里发现有人并把他们抓了起来，经过盘问，他们供出了事实真相。在整个长征路上，红军没有干过一件焚烧民房的事。
离开桂、贵两省交界地区，我们开始进入贵州省腹地，并和王家烈的军队作战。王是贵州省的主席，他的部队战斗力很弱，所以很容易就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
随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从湖南尾追过来。红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夺取贵阳”。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蒋介石的部队继续奔西去占领了贵阳，而红军则掉头去了西北方向。
接下来，我们渡过乌江，夺取了一些小城镇，如湄潭、桐梓、遵义。红军在遵义呆了一个星期。当地学生组织了“红军之友”，群众则组织了“革命委员会”。
这时，也就是1935年的1月，我们计划过长江北进四川，去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到了江边我们发现，蒋介石在江对岸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江面又宽、水流湍急，很难过江。于是，我们又掉头返回贵州境内，并决定实施另一种行动方案。如果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去与贺龙会合，我不知道后来我们会是呆在湖南还是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
我们第一次走出贵州省境的时候，王家烈的部队曾经占领过桐梓和遵义，并且王本人就在遵义驻守。现在，遵义又回到红军手中，我们消灭了王家烈的八个团，其中一部分士兵加入了红军。但这些人几乎都抽大烟，所以，我们并不喜欢他们。
就在我们再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早上，蒋介石用三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发起猛攻。当时负责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吴奇伟，他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现在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的司令。我们打退了他们，并歼灭了其中的一个师。
在长征路上，蒋介石的部队一路尾追我们，将领换了一个又一个，其中包括万耀煌、吴奇伟、薛岳等人。薛岳现任贵州省主席，当时是蒋介石手下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对国民党的这些追兵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害怕红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停地改变进军方向和行动策略借以迷惑他们，或是绕来绕去消耗他们的体力。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更想不到我们的目的地会选在西北。这个时候，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说一定能彻底消灭红军，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又是孤立无援，是消灭我们的绝好机会。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我们。他手下的将领不能自主行事，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奉命开到各省地域并占领一些要地，就像占领贵阳那样。蒋介石为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不停地调动沿途各地军阀的军队，以便收到一石两鸟的效果。我们每经过一个省，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当地军阀的势力，既靠宣传，也靠实战。长征对于国民党的中央军来说要比红军困难得多，因为沿途群众痛恨他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其士气也十分低落。
在贵州，我们没收了地主家的财产，把它们分给当地群众。群众被我们组织起来。在这里，有四千多名志愿者加入红军。但贵州的教育十分落后，人们都很迷信。他们说：“红军战士都有三大魔法：一是长着飞毛腿，走起路来快得很；二是有一对顺风耳，能够听到远处的一切动静；三是个个都是水上漂，过河不用船。”他们都以为红军是百战百胜，实际上是我们的战士这样向他们宣传的。其实，战士说得也没错，因为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各部队决不打无把握之仗。还有，红军总是能够遇难呈祥，化险为夷。
我们重返贵州后，蒋介石料定红军会东进与贺龙会合。所以，他在沿途和北面四川的沿江地带布置了重兵。我们却迅即改变路线，去了云南。不过，我们先向南进，制造了一个进攻贵阳的假象。这一举动把蒋介石给吓傻了，因为他当时就在贵阳城内，而且他的部队根本无法及时赶到。贵阳城眼看不保，蒋介石感到左右为难：如果离开贵阳，他的部队就会丧失斗志；如果留在这里，他本人就有性命之忧。他决定先躲到附近山上的一座庙里，还在那里赶修了一个停机坪。一旦贵阳失陷，他就乘飞机逃走。而实际上，我们在走到离贵阳不足50里远的地方后，就又转向北去了。
这时，蒋介石又判定我们要去广西。广西军阀也大为震惊，以为我们是要去广西西部的一个苏区进行休整和得到补给。而当我们朝西北方向行进去云南时，蒋介石和广西军阀又吃了一惊。
所有这些军事调动，都是由中央军委安排的。当时军委的成员主要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和刘伯承。长征之初，德国人李德全权负责，因为军事指挥方面屡屡出错，所以在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马。
过长江
到了云南，因为当地军阀实力不强，部队又分散在各地，所以，省府昆明实际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红军行动神速，当敌人开始布防的时候，已差不多赶到离昆明城不足60里远的地方。这引起敌人的极大恐慌。
红军出现在云南以后，龙云和蒋介石都看出红军打算从云南过长江的意图。江北面的四川沿岸，已有刘文辉的部队设防。但他的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江南岸也部署了一些军队，战斗力同样很弱。因此，龙云很是担心。他下令烧毁上游的全部船只，以防止红军过江。
红军这时兵分三路：左路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右路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中路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纵队。有一个团的红军学校的学员也在中路。中路走在前面，因为人数较少，又有刘伯承率领的军校学员这支最优秀的队伍。在奔长江去的途中，我们截获了敌县长派去烧船的传令兵。他受到优待，被我们争取过来，同意给中路的军委纵队作向导。当我们来到江边时，却发现只剩下一条小船了。这条船每次只能上10个人，而且划一个来回需要三四十分钟。江对岸有一个小小的税务所，有20 个卫兵把守。我们第一批战士过江时，夜幕已经降临。税务所里的人正在抽大烟、打麻将。战士们敲门，里面的人问他们是谁。他们回答说是中央军，被请来喝茶的。因为红军战士都摘下了军帽上的红五星，所以后来把敌军卫兵的枪收走时，都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因为他们以为和这些“中央军”成了朋友。不过，我们的战士也没有伤害他们。
这里的长江江面有两里宽。虽然后来又找到四条船，但整个部队过江还是用了整整八个昼夜。先行过江的是在刘伯承的军校学员引导下的中路军委纵队，然后才是左右两翼的部队。罗炳辉的第九军团被敌人切断。他们被迫另寻别处过江。
我们原打算在1月份过江，而现在却已经过了五一劳动节。我们根本没时间搞庆祝仪式，只能边行军边唱歌、喊口号，还有人发表演说。有时如果形势许可，我们就庆祝一下节日。一路上，我们总是不停地唱歌，还即兴编了一些新歌。我作了一首《遵义之歌》，是关于夺取遵义城的。彭加仑编了一首关于“金沙江”的歌。还有一首歌是关于红军在贵州迂回穿梭、突破敌人封锁的。
我们几次过江都是在5月份，包括长江、金沙江和大渡河。
蒋介石的部队在昆明。他们行动迟缓，根本追不上我们，更无法阻止我们过江。他们到达长江沿岸时，正赶上我们最后一支部队准备过江，并且被我们的部队给打退了。龙云的部队也跟踪我们，同样被打败了。红军过江后把船只烧掉，防止敌军追过江来。敌军不得不返回云南——贵州——四川，然后，再次跟踪。我们下一次遇到蒋介石的部队（薛岳任总指挥）是在成都附近。
金沙江附近的山区，是彝民聚居地。红军派信使去向他们表示友好，并宣传我们关于“民族自决”的政策。最后，我们的交涉获得成功。后来，彝民都拥护我们党和我们党的政策，但在和他们友好相处之前，也曾一度关系紧张。
彝民区和大渡河，1935年5月
我们过金沙江的时间是1935年5月15日。过了金沙江，我们继续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这一段的距离大约有600华里，对我们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后面的金沙江已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前面的大渡河又有川军严防死守。东西两翼是高山原野和彝族的原始部落。因有敌机追踪，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道路崎岖狭窄，行军难度，难以形容。
我们一连走了几个晚上，在距离大渡河约有200里的地方遇到彝民伏击。我们被迫绕行，于5月22日到达冕宁县城。这是一个彝民区的边境小镇，有许多彝民因抗税或侵犯汉人住地被川军关押在这里。他们都被判了死罪。红军来到这里后，全部释放了他们，大约有200人，其中还有人会讲汉话。他们心存感激，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引路，带我们通过彝民区。要不是这些人出面与有关部落交涉，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这一带有两大部族，就社会形态而言，都还处于奴隶制时代。这两大部族相互敌视，如果有一方对我们友好，另一方就会仇视我们。每个部族都由酋长控制，谁拥有的奴隶多，谁就当酋长。彝民们过着简单的原始生活，住的是木屋，睡的是地板，上身穿羊毛毡子，下身穿长裤子，都不戴帽子。虽然他们有不少牲畜，但农业生产却十分落后。他们主要靠狩猎维持生计。附近的汉人被他们抓来当奴隶，所有的手工活都是这些汉人来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