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
作者：鲁振祥
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
科学地评毛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包含有多方面内容，并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从邓小平准备复出的1977年春算起，那末，这一工作可以说贯穿了邓小平最后20年生涯的始终。但比较集中的论述，则是1977年至1981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大致又可以1979年春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后一阶段，在继续批评“两个凡是”的同时，侧重点转为全面评价毛泽东一生的功与过，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有的地位。当然，这两个阶段论述的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有交插。
为什么首先要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呢？这是因为：
第一，神化毛泽东，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革”之前就已存在，“文革”中经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鼓吹，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曾多次制止过对他个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宣传，再三提出不要用“最高峰”、“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最高水平”、“战无不胜”、“划时代的新发展”、“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最伟大的天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类语言，明确指出“四个伟大”的提法“讨嫌！” 他在修改两报一刊的一篇文章时甚至表达过这样的不满：“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但个人崇拜和过分宣传的问题依然如故。即使在林彪集团垮台后，虽然这类语言再很少使用，但其所反映的思维定式，即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决策都视作绝对真理和绝不能更改的最高指示的思想习惯，仍然牢固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四人帮”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打着被其割裂、曲解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来推行其极左路线。
第二，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未能解决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同汪东兴等错误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而如果真的奉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末，“文革”以来（更不要说“文革”以前）经毛泽东同意的一切错误的决定就都不能改正，首当其冲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邓小平就不能理所当然地恢复工作，中国就只能继续沿着“文革”的路线走下去。
华国锋发表在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说：“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旗帜”，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还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理论成为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的巨大障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为了既维护毛泽东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能纠正“文革”错误，拨正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前进方向，邓小平首先从批评“两个凡是”入手，联系林彪、“四人帮”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造成的危害，明确提出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问题，并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而迈开了科学评毛的第一步。这也是适应中国历史前进要求的关键的一步。邓小平阐明的主要观点有：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1977年“两个凡是”提出后，邓小平立即感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他在4月10日致信中央，提出要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接着，在5月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和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更不能像“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不但从总体上说是这样，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而言，“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特别强调，对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对同样问题讲过的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的话，更“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思想”搞清楚。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1978年6月初，正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要展开、但却遭到某些人以维护毛泽东旗帜为由对这一讨论进行压制之时，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中心就是讲“实事求是”。他对参与准备这篇讲话稿的胡乔木等人明确指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首先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反复强调：“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又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主张，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大力提倡的，是运用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即“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说：这将是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1980年6月在审看历史决议草稿后，又明确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
“领袖是人不是神。”长时期内，人们都讳言毛泽东也有过错误，实际上是神化了毛泽东。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自己讲过这样一个情况：1961年6月中央北京工作会议最后一天，他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请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但“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心态。七千人大会开始后，重新组成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讨论报告稿过程中，彭真曾直率地提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毛主席也应检讨，承担责任。邓小平婉转地支持了彭真的意见，说到毛主席那里汇报时，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但彭真发言的第二天，陈伯达就对彭真大加指责：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达到极点，讲毛泽东有什么缺点错误，更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罪行”。而“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全局性错误，则被说成是毛泽东的最伟大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两个凡是”，实质就是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就是维护毛泽东违背毛泽东思想体系所作出的决策和指示。邓小平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但“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后又几次讲过领袖是人不是神的话。
以上邓小平的论述，总括起来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反对断章取义，以片言只语骗人、吓唬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死搬教条；坚持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反对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反对盲目的个人崇拜。这样，就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了由毛泽东首先提倡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解决了怎样做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关于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观点在全党得到确立。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由此发端，关系众多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革命老干部、知识分子及无数家庭命运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迅速展开，被毛泽东视为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逐渐被否定，“文革”中甚至“文革”前的一个个错误的决定和论断相继被纠正，共和国第一大冤案刘少奇案也于1980年2月平反。
这种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和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凸现出来。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危害那么大，而“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再联系“文革”以前的一些问题，那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和历史地位还应如何看？毛泽东的错误与“四人帮”的罪行是什么关系？毛泽东思想还是不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是什么关系？毛泽东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又一次路线错误？等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1979年春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有不少人明确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是非、功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一种“非毛化”的错误倾向一度表现得相当突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时，“两个凡是”的主张者们曾指责开展这个讨论是“非毛化”、“砍旗”和“丢刀子”。国外、境外的一些报刊上也有所谓中国“非毛化”的议论，认为揭批“四人帮”就是搞“非毛化”，中国将开始“非毛泽东化的时代”。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批驳了这些指责和议论，坚定地表示：“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情。”事实完全证明，批评“两个凡是”，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绝不是要“非毛”，而正是为了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揭批“四人帮”与否定毛泽东更是两码事。
但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也确实有人在乘机搞“非毛化”，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攻击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所谓“西单民主墙”上的有些言论，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在党内，甚至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经验教训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也提出不少含有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意见。这种情况在1979年春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期、特别是在1980年10至11月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草稿）过程中比较突出。如有人不赞成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功大、错大、罪大”，或应“功绩非常之大、错误也非常之大”并提，或说建国前是功大于过、建国后是过大于功。有人认为建国后一直存在着两种指导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所代表的是一条“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左’倾路线”，搞的是“农民社会主义”。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分成两个体系：前30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后二十多年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有人主张在个人品质问题上作文章，把毛泽东比做封建帝王，等等。老革命家黄克诚1980年11月在中纪委会上曾讲到使他“很忧虑”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有些同志“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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