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身兼三职的雅鲁泽尔斯基
作者：刘彦顺
在广播电视讲话中，雅鲁泽尔斯基充分阐明了军管的背景、目的、方法、性质和前途。他强调，“我们的祖国已处于深渊的边缘”，“必须依靠自已的力量摆脱危机，用自已的双手消除威胁”。“在冒险分子把祖国推向兄弟残杀的深渊之前，必须捆住他们的手脚”。他声称，救国军事委员会“不想搞军事政变，不想搞军事独裁”，“不取代政权的宪法结构”。“让军队出面援助，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应急的。军队不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机制”。他总结波兰的历史经验，试图唤起波兰人的责任感。他说，“在这个饱经灾难和忧患的国家中，不能再让波兰人流一滴血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制止内战的魔影。在需要架桥的地方，不要设置街垒。波兰的历史也有其阴暗的一面——自由否决权、自私自利和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导致了衰败和灾难。应该打破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我们经受不起历史的重演”。
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他已肩负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但反对者们则把“战时状态”说成是“执政者对人民的宣战”。
按下葫芦浮起瓢
当雅鲁泽尔斯基下定决心实施军管的时候，他也为波兰形势的发展绘制了一个蓝图。他设想通过军管，在两三年内取得牢固的立足点，然后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波兰建设成为安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有条不紊的、保证不再发生危机的国家。他希望通过“战时状态”针对两种人，筑起两道堤坝。第一是要清除无政府主义，针对那些“想以民族和国家为代价，倒拨历史时针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人”，筑起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堤坝；第二是要清除官僚主义，针对那些“利用工人对事业的忠诚，变得狂妄自大的掌权者”，筑起反对那些玷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堤坝。雅鲁泽尔斯基要严厉地教训这两种人，并设想在大乱之后取得大治。
雅鲁泽尔斯基的主观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用俗话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来形容实施“战时状态”后的波兰局势，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在朝野两大势力的斗争中，“战时状态”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策略目标，中断了团结工会夺权的攻势，防止了流血冲突和外来的“兄弟援助”，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使当局由退守转入进攻，控制了局势，掌握了主动权，但“战时状态”却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团结工会藉以产生的土壤和彻底肃清团结工会的思想和影响。雅鲁泽尔斯基摆脱了旧的困境，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国内的威胁表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这就是社会的四分五裂、民心的不顺和党心的涣散均在加深。群情冷漠，“万马齐喑”。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地下。当局在国内的处境孤立。更有甚者，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是西方的制裁。波兰的国际处境也陷入空前的孤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手段，向波兰提出难于接受的政治要价，要求波兰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西方的制裁，为团结工会撑起一把保护伞，并使本已陷入危机的波兰经济雪上加霜。
从实施“战时状态”的第一天开始，人们就提出什么时候取消“战时状态”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但愿尽快取消”，但何时能取消，这取决于现实条件，“即能否保证持久、安全、正常生活的进程和经济的正常运转”。雅鲁泽尔斯基的真实想法是“战时状态”不应维持太久。实际上从1981年12月13日至1983年7月21日，“战时状态”持续了19个月，共585个日日夜夜。在这并不短暂的时间里，雅鲁泽尔斯基不能不绞尽脑汁为取消“战时状态”创造条件。
但“骑虎容易下虎难”。未来的工会怎么办？有近千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团结工会造反，是保留还是取缔团结工会？是保留还是解散业已陷入困境和濒临瓦解的亲当局的传统工会？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令雅鲁泽尔斯基伤透了脑筋，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直至1982年10月，议会才通过了以“零点选择”为出发点的《工会法》，取缔了团结工会，解散了所有的工会，规定了组织新工会的条件。根据《工会法》，直至1984年才成立了支持当局的波兰工会全国协议会（简称全波工协）。对上千万的团结工会会员，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实行区分政策，孤立和惩处其中的极端分子，对“不是存心干坏事而上当受骗的”群众既往不咎，坚决摒弃报复和清算。雅鲁泽尔斯基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不问你来自何方，只问你走向哪里。
党怎么办？有人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或者像工会那样中止活动，或者解散并重建新党。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党应沿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名称，应以新的面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党要同前任领导集团的错误和罪过划清界限，要严厉谴责和摒弃“对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原则的背离”，不能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 “恶劣的执政方法”。他坚持党的领导作用，竭力避免给人以军管代替党的领导、枪指挥党的印象。他提出的口号是：党还是原来的那个党，又不是原来那样的党。
“九大”路线怎么办？还要不要 “谅解”，“革新”和经济改革？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明确的，坚定的。他要利用“战时状态”，为实行“九大”路线和推进改革创造出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为了赢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创立各种机制。针对党政高官和政府部门的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他倡议成立国务法庭和宪法法庭；为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尊重民意，他倡议在党政最高领导部门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他倡议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
1983年7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发表讲话，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宣布他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准备辞去总理的职务。他认为“战时状态”已完成使命：“为复兴创造了条件”。但雅鲁泽尔斯基十分清楚，波兰仍然面临一个“复杂的时期”，前面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和安全的”，“不会从明天起就带来奇迹”。经济危机依旧，“‘战时状态’未能导致完全克服经济中的危机现象。当时的基本目标首先是制止危险趋势，然后才能扭转局势”。
事与愿违的结局
实施“战时状态”以来，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赢得了七年的相对的社会稳定。他千方百计做到了想办而又能办的事。拥护当局的全波工协在1984年成立了，九届议会大选在1985年顺利过关了，波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86年成功召开了，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也发展扩大了。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影响削弱了。雅鲁泽尔斯基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到了顶点。但雅鲁泽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是，1988年波党推行的笫二阶段经济改革一出台就遭到反对，在全民公决中未获通过。团结工会乘机东山再起，掀起春秋两次工潮。波兰社会的一池静水，重起波澜。波兰朝野两大势力的攻守态势重新易位，波党被迫采取退守的姿态，团结工会乘势进攻，频频得手。
恰恰是在此期间，国际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台，对波兰等东欧国家实行“松绑”。雅鲁泽尔斯基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找到了前进的动力，他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与此同时，波兰同西方国家关系逐步走向缓和，但西方国家利用波兰困难，公然支持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要求波党恢复团结工会。得到西方支持的团结工会更因苏联对东欧“松绑”而有恃无恐。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新的动荡兴起，雅鲁泽尔斯基排除了再次实行军管的可能性，并进一步采纳了党内自由派的主张，划定了活动界限和范围，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一要大胆求新，二要决不复旧。雅鲁泽尔斯基决心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打破陈规旧律，打破限制和障碍”。他在批判团结工会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多元化”的口号时，却于1986年12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并进而在1987年7月，著文阐述“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实质是，在保持和巩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从根本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年12月，波党六中全会把“政治多元化”一词第一次写入党的正式文件。波党政治局认为，政治多元化就是：尊重各种观点和世界观产生的动机，承认它是各种不同利益的反映，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要把它置于对话的范畴，使它变成发展和谅解的动力。“政治多元化”的提出，无疑是波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先声。
又半年，1988年6月，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向波党七中全会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他强调“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以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地”。大家明白，这里所说的 “集团”是团结工会的代名词。雅鲁泽尔斯基的结论是：解决波兰最棘手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相互争斗的兄弟，理应并肩站在一起”，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只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雅鲁泽尔斯基的这段话，标志着波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雅鲁泽尔斯基竭力打破常规，推动“和解”，终于在1989年2月走到了“圆桌会议”这一站。他认为，他放弃的只是“过时的陈规旧律”，他争取到的则是“民族和解的大好的机会”。他取得了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接受了波兰教会的斡旋和称赞，也迎合了西方国家的要求。在他看来，这种机会是来之不易的。但他在理论上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在实践过程中却变成为另一个样子。
1989年2月，“圆桌会议”召开。波党决策层大胆追求的“历史性的大妥协”走向高潮。随后而来的则是，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取得合法地位；波党在议会大选中败北；政权落入团结工会手中；雅鲁泽尔斯基虽然勉强出任总统，但大权旁落，成为强弩之末。雅鲁泽尔斯基主张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竟然突破了他划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一切的一切均事与愿违，他看到了他不想看到和不愿看到的后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历史走向终结，人民波兰的历史走向终结。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清楚地知道，舆论更多地把我同‘战时状态’联系在一起，而很少把我同改革路线、同十中全会如此重要的决策联系在一起”。他的主要助手、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党的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叹息地说，“改革者自觉地为新秩序开辟道路，却很快地成了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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