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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三职的雅鲁泽尔斯基
作者：刘彦顺
在军旅生涯中，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当波兰历史步入多事之秋，一场剧变的暴风雨即将到来之时，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叱咤风云，于1981年12月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一夜之间将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一网打尽。此后，他又倡导“政治多元化”，于1989年召开“圆桌会议”，向团结工会和平让权，开创了东欧剧变的先河。雅鲁泽尔斯基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成为波兰历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名字已同“战时状态”和“圆桌会议”这硬如钢铁和软似羽绒的两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载入波兰史册。
青云直上的前半生
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生于扎莱姆布夫村（华沙东南约140公里）的传统的知识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庄园的农业工程师。他的中学年代是在华沙度过的。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军进入波兰东部地区。雅鲁泽尔斯基一家同许许多多处于苏军进占区的波兰人一样，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体力劳动。
1943年5月，当波兰爱国者协会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他应召入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进入梁赞军官学校，是该校首届毕业生。之后编入顿布洛夫斯基步兵第二师，历任排长、骑兵侦察队队长。1944年夏，他随军进入波兰，参加解放华沙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奥得河和易北河战役、攻克柏林战役。在战斗中屡立战功，两度荣获“勇士十字”勋章，三次荣获“战地功臣”银质勋章。人民波兰初期，他也参加过剿匪斗争。
当二战的硝烟散去之后，雅鲁泽尔斯基在年青的军官群体中崭露头角，1947年后，他先后进入高等步兵学校和总参学院深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上级的青睐。他还曾前往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进修。他开始在波军军事院校任教，讲授参谋和战术课程，不久后出任波军战训总部副主任。1956年7月晋升为少将，成为波军最年轻的将军之一。1957年任第十二机械化师师长。1960年后，他在波军中的职务扶摇直上，在党内的地位也随之增强。始则出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继而出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年），总参谋长（1965年），国防部部长（1968年），并在1968年春秋连升两级，由少将而晋升为中将，为上将。他成为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斯彼哈尔斯基（原国防部长、波军中唯一的一位元帅）颇为器重的人。1964年6月，波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党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波兰沿海地区动荡不安，终因群众抗议提高物价，爆发了一场流血事件。对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哥穆尔卡断定是敌对分子在“挑衅”，决定使用武力镇压。据《1970年12月14日以来党领导层关于沿海地区事件会议记录》的记载，雅鲁泽尔斯基出席了由哥穆尔卡主持的决策会议，但他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说法不一。当时的小道消息说，雅鲁泽尔斯基在平息事件时由于态度暧昧而“被软禁起来”。后来“团结工会”却指控他向军队“下达开枪的命令”。
十二月流血事件激化了波党领导层的内部矛盾，坚持使用武力的哥穆尔卡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中央政治局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新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摈弃哥穆尔卡的做法，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与工人群众的矛盾。此时，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继续上升，开始进入波党政治局。盖莱克提升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政治局委员（1975年）。同时，在1973年雅鲁泽尔斯基又晋升为波军中唯一的一位大将。他在波兰军队中的权势和地位在盖莱克执政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70年代后半期，盖莱克推行的“建设第二个波兰”的内外政策受挫，有限度的向西方开放、增加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波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的愿望落空，社会上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保卫工人委员会，党内也逐渐出现反对盖莱克的呼声和派别。1980年夏，团结工会在群众大罢工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党内派系斗争随之加剧，盖莱克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卡尼亚取代盖莱克出任波党第一书记。此后不久，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2月11日又兼任总理，肩负起领导政府的重任，形成了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联手执政的局面。但为时不久，卡尼亚迫于内外压力，1981年10月18日将波党第一书记职务让位给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集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抗不住的外来压力
团结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向波党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不断地动摇波兰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用政治手段还是用武力来解决团结工会制造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始终是波兰领导层反复斟酌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波苏矛盾的症结。1981年7月，波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占了上风，确定了“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对此，党内强硬派不满，苏联更为怀疑，并向波兰施加强大的压力，一再要求波兰实行军管。
苏联领导人直接插手波兰党内派系斗争，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波党“九大”前夕，1981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波党中央，点名批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敌人面前缺乏原则性，指责他们口头说斗争，实际无行动。这封信是苏共对卡尼亚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在它的鼓舞下，波党内亲苏的强硬派在波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卡尼亚的攻击。1981年7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莅临华沙，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会谈，要求波党“保持马列主义领导核心”，要求“必须把格拉布斯基（强硬派代表人物）保留在领导层内”。针对葛罗米柯的谈话，卡尼亚诉说了“格拉布斯基电话事件”：在十一中全会休息期间，波党政治局开会，格拉布斯基离开会议室去打电话，返回后声言：“是啊，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卡尼亚），你已失去了盟国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在波兰进行统治！”葛罗米柯表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反问一句，“真是这样说了吗？”雅鲁泽尔斯基回答说，“整个政治局都听到了”。波党内强硬派有恃无恐的气焰由此可见一斑。只是在雅鲁泽尔斯基和军队的坚决支持下，卡尼亚才勉强在“九大”继续当选为第一书记。
在苏波两党内部会谈时，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波党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波党“九大”后，1981年8月，卡尼亚第一书记和雅鲁泽尔斯基总理应邀前往避暑胜地克里米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直言不讳地把波党分成左、中、右三派，说波党“九大”是右派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给亲苏的强硬派戴上“左派”、“好同志”和“诚实的共产党人”的桂冠，要求中派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保护”左派，疏远右派，修改“九大”路线。勃列日涅夫的逻辑是：“和解吗？好啊，可是同什么人和解？同敌人能和解吗？”“让步已经够了”， “革命必须善于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参加这样的会谈，雅鲁泽尔斯基是硬着头皮去的，其自我感觉并不良好，他曾对朋友说：“去听训斥”。
1981年9月18日，在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公开干预波兰事务。声明断言，在波兰不断加剧的“反苏主义已达到危险的边缘”，波兰领导“在国内外反革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因此，苏方要求波党必须“立即采取坚决和果断的措施，制止恶毒的反苏宣传和敌视苏联的行径”。
实际上，波兰党政领导早已处在苏联的严密监控之下。苏联党政军要人不断访波，反客为主，君临波兰党政领导之上。苏联驻波大使阿里斯托夫几乎天天都会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成为“典型的总督”。他力图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塑造卡尼亚。同时，他在波党内部支持所谓的“左派”，是“左派”策划政变的幕后组织者。对阿里斯托夫的频繁约见，雅鲁泽尔斯基实在难于忍受，他叫苦连天地对拉科夫斯基说：“我已经受不了啦。”苏联元帅、华沙条约总司令库利科夫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众多参谋莅临华沙，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在库利科夫面前，雅鲁泽尔斯基的处境相当尴尬。就国家关系而言，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最高领导，库利科夫是访波的客人，有主客之别；就华约而言，库利科夫是华约联军的总司令，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客人是主人的顶头上司。
1981年库利科夫会见雅鲁泽尔斯基竟多达22次。雅鲁泽尔斯基不无感慨地回忆说，“那一年，我同库利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我同妻子和女儿家庭团聚的时间”。有关库利科夫在波兰的言行，雅鲁泽尔斯基曾多次向拉科夫斯基通报。5月，“库利科夫的不满升级了”，语气强硬地说，“妥协，如果有效果，还好；如果没效果，就是灾难。如果苏军受到威胁，我们的回答是：手不会发抖”，“我们不会让波兰受苦受难”。6月，库利科夫坐镇波兰二十余天，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俄国人已经进入入侵的准备阶段，现在正在寻找借口”。8月，库利科夫通报说，苏军准备在波兰东部边界和波罗的海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2月初，也就是波兰宣布实行军管的前一周，库利科夫再来波兰，带来了整个参谋部，“呆下来不走了”。
整个1981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是全面的、多渠道的、持续不断的、逐步升级的。在波兰当局、团结工会、苏联三者之间，团结工会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可波兰当局则不然，它既怕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又怕苏联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雅鲁泽尔斯基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他一方面要坚持举着同团结工会实行“和解”的旗帜，一方面又要兑现向苏联许下的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诺言。到底是实行和解，还是“动外科手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恐惧更甚于对团结工会的恐惧。雅鲁泽尔斯基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第一句，“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第二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
一再碰壁后的抉择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在权力巅峰上做出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抉择，也是他思想和行动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自己说，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他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
雅鲁泽尔斯基为人稳健，他走到这一步绝非心血来潮的鲁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的。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理伊始，就把对内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坚持与苏联同盟视为己任。他一方面支持和协助卡尼亚贯彻波党“九大”制定的“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一方面对团结工会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姿态，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一再表明其耐心和诚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981年9月，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世界观和社会、政治多元化的“自治共和国”的纲领性的口号，使团结工会同当局的矛盾演变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苏联的不安和不满，苏联借口团结工会反苏，公然向波党施加压力。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讲话中表态，左右周旋。他提出七个问题，期待团结工会领导的答复，并作为同团结工会谅解的基础。这七个问题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团结工会：摆脱极端行为和倾向，放弃无政府化的破坏法制秩序的口号和行动；停止并在实践中放弃接管政权的打算，承认并尊重政府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力；愿意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新、民主和协商的思想；承认与苏联的同盟，断绝与反共颠覆中心的暧昧联系。他指出波兰出现了“新的尖锐的政治形势”，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派“想把这个工会引入歧途，把它当做通向政权之路的云梯”。他强烈要求团结工会悬崖勒马，放弃其“一大”制定的路线。他再次警告说，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政府已“做好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备”。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话，我行我素的团结工会不予置理。
1981年10月18日，在波党九届四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出任第一书记，开始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此时的波兰国家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雅鲁泽尔斯基分析国内形势是，波党“九大”路线的贯彻“遇到了越来越困难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们正在进行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并把它带到各个领域，制造一系列的危险”。波兰党和政府“从来不寻求对抗，更准确地说，一向都在避免对抗。今天也不致力于对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退却的可能性已经用尽”。既使这样，雅鲁泽尔斯基仍然倡议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为避免采取非常手段而再次作出努力。11月4日，雅鲁泽尔斯基同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首席大主教格伦姆普举行三方会见，商讨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的可能性，以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雅鲁泽尔斯基的努力再一次碰壁了。雅鲁泽尔斯基不无痛苦地说：他“伸出和解的手”，对方的回应是“紧握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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