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赫尔利的角色

作者:张家康




  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中国,后又任驻华大使。他在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轻诺寡信,以至发展到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公开地扶蒋反共。
  
  排挤史迪威
  
  1942年1月3日,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委派一位美军将领,前来担当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美军参谋长马歇尔推荐其部属、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任此职。3月,史迪威来到陪都重庆,在向蒋介石报到时,他强调说明,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滇缅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职责和任务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的作用。史迪威素以“尖酸刻薄”著称,陈述时的那种“傲慢的神气”,令蒋介石极为不快,据侍从室的官员说:“史迪威走后,蒋一人独坐会客室内,面部阴沉,久久沉默不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的方针,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决不会抛弃中国,而会不断援助。”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此贮存大量的物资,利用美式装备武装国民党军队,再等待时机,去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异想天开,也要求史迪威对他唯命是从。但是,中国战场节节败退,使史迪威十分沮丧、恼火。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军事要改革、军队要改组,那种以效忠个人的封建关系指挥军队,势必会使中国战场一败涂地。他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强调:“华盛顿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蒋介石当然不会采纳史迪威的建议,而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竟然要求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还要拨出一些美援物资,给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据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回忆,蒋介石忧虑“史迪威有权指挥中共部队,也有权接济中共部队械弹药品”,担心中共的武装力量,因此而壮大。蒋介石一再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希望美国将史迪威召回,罗斯福也几乎被说服,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辩护,史迪威才暂时没有被蒋介石驱回。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沦陷。接着,长沙、衡阳失守。中国战场的大溃败,使罗斯福清醒了。他不仅不召回史迪威,反而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军衔,并去信蒋介石,请他给史迪威以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9月18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来电报,敦促他尽快给史迪威以军事指挥权,强调:“如果再行拖延,我们和我们力求挽救中国的一切努力定将付诸东流。”
  这时,赫尔利正在重庆,他来中国主要负有的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蒋介石清楚赫尔利的地位和作用,更了解此公乃是一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蒋介石甚至以事关主权和人格相要挟,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强制命令,“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赫尔利同意为其作说客。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
  罗斯福胆怯了。为维护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罗斯福不得不召史迪威立即回国。10月18日,史迪威离开中国,接替他的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的舆论界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史迪威被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这实际上是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
  
  会见毛泽东
  
  1944年10月,赫尔利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谈,明确表示,他受罗斯福委派,是前来中国帮助实现团结的,决无党派偏见,所以,分配援华物资决不会偏重某一方。他还说: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应当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共产党员参加。他赞扬中共的宽容忍让,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他表示:在必要时访问延安。
  毛泽东得知这一信息,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他还分析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
  11月7日上午,赫尔利乘坐的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当身穿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时,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了过来。他们在机场为赫尔利举行热情而简朴的欢迎仪式。次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派,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拿出《为着协定的基础》,说明这份文件是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尔利与毛泽东等举行二次会谈,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的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毛泽东还就《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提出的协定修改草案,为赫尔利所接受。毛泽东希望赫尔利回重庆后,说服蒋介石同意中共所修改的要点。赫尔利说:我将尽力使蒋介石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提出,这个文件经双方同意后,双方应共同签字,公开发表。
  第二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就修改后的文件作了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随后,毛泽东在文件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见证人也签了字。文件还留有空白处,专给蒋介石签字。这份文件命名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会谈就要结束,赫尔利将要飞回重庆。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便将写给罗斯福的信交由赫尔利转交,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扶助蒋介石
  
  蒋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条协定草案》。这时,赫尔利已是驻华大使,据当年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开始,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他确实不了解中国,不清楚国共之间的恩怨是非,但是,他却始终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扶持、保证蒋介石的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他将拟定一个新的草案,请他说服共产党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来新的草案,即三条反建议,其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11月21日,赫尔利将“三条反建议”交与周恩来,立即遭到周恩来的质疑,“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回答:“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说,蒋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周恩来指出:这里所说的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周恩来问道:中国的团结是否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联合政府是否合理、民主的?中共参加政府是否只能当观察者,而没有实权?赫尔利听到这里只得以我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相回避,他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共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显而易见,赫尔利已经背弃《五条协定草案》,中共参加谈判已经失却基础。周恩来正式通知赫尔利,他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极力挽留周恩来,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当即回答:“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只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
  1945年1月,毛泽东曾给“美国最高官员”写了一封信,寻求与美国政要直接对话的方法。赫尔利却扣压了这封信。赫尔利知道,中共的军队不可能接受蒋介石的统率,于是,他想出“曲线统一”法,向周恩来提出两条补充意见:(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企图,当即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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