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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
作者：卢晓蓉
这段文字是青年思想者王申酉在1966年8月19日的日记里写的一段话。那时候距离“文革”结束还有整整十年。“文革”结束后，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者众，而知道王申酉者甚少。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因思想罪被判处死刑。
从学习自然科学转到钻研马克思主义
王申酉，1945年8月生于上海，祖籍河南南阳，父母都是工人。由于家庭出身贫苦，他和他的一家受到党和政府的诸多照顾。他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曾在日记的扉页上用鲜血书写了几个大字：“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1959年8月5日）并立志要当科学家，报效祖国和人民。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美而不劳。丈夫为志，穷当益坚”为座右铭，努力学习，要求进步，并于196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开始了向科学的进军。面对华东师大美丽的校园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满怀欣喜地勉励自己：“学习是艰苦的劳动，必须下苦功夫，勤学苦练，刻苦钻研。”（1964年8月13日）对于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他都深受鼓舞。“现在是午夜十一点多。收音机中传来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拥有六亿五千万庞大数目人民的政权今天爆炸了第一颗atomic bomb，如虎添翼，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地升了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世以来显露其真正的锋芒。”（1964年10月16日）
但是决心用科学来报效祖国的王申酉，在那个蔑视科学的年代却寸步难行。他发现，“科学的发达，对政治有极其大的依赖性，当然，科学的发达，也促进了政治上的变化。不过主要是前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科学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1964年8月11日）。面对这一连串的问号，王申酉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那个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王申酉只能在日记里倾诉自己那些特立独行，超越时空的思想。在1963年6月26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一切看历史，看经历、简单履历，强调历史、家庭成分……。”1964年12月27日的日记写道：“社会，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是致命伤。二十世纪了，人类的脑袋已高度发达了，绝对是黑化不了的。”不幸的是，王申酉的同学偷看了他的日记，并且告了密，使他从此受到监视，不能入团，行动也失去自由，并因此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待分配时间最长的大学生。
“文革”开始之初，王申酉参加了红卫兵，加入了造反的行列。但是不久便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担忧：“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1966年6月29日）为此，他很快退出了造反派，当上了逍遥派，除了被监督劳动以外，剩下的时间就去图书馆看书。那时他除了读马列著作外，还涉猎了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书。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下放到大丰干校监督劳动。在大丰的两年，他利用工余或雨天，克服潮湿、霉臭、冬寒、暑热和蚊虫叮咬，躲在一间放农具的小屋子里，在蜡烛的微弱灯光下，“读了几千万字的书，写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吸干了十几瓶墨水，写钝了十几个笔头，单《资本论》就写了一百万字笔记”。就这样，他对马克思主义“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并且对照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及改革进步的看法。而这些忧国忧民的思想结晶，除了在日记上有所反映外，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给女朋友的一封情书上。
王申酉先后谈过三次恋爱，都被“工宣队”发现、阻扰而致中断。1976年6月，王申酉的中学同学给他介绍了第四个女朋友，对方是上海浦东一家工厂的女工，平时比较爱学习、有思想，与王申酉有共同语言，这给了处境孤独的王申酉很大的慰藉。为了避免再一次被拆散，王申酉主动向工宣队汇报了自己谈恋爱的事，没想到仍然遭到“围追堵截”。“工宣队”三番五次强迫女工和王申酉断绝关系。女工希望知道真相，王申酉毫不回避，提笔给女友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长信。在他差不多快要写完这封信时，不慎被“工宣队”现场抓获。就在“工宣队”上前和他争抢时，王申酉一气之下将信撕了个粉碎，还吞了一部分进肚里。
“工宣队”见状，认为王申酉“反革命气焰嚣张”，对他的虐待和拷问不断升级。1976年11月，王申酉被关进拘留所，后来又被抓进监狱。在狱中，监管人员又强迫他交代信中的内容。王申酉一不做，二不休，提笔重写了一封信，还充实了更多的内容。作为“狱中供词”的“情书”竟长达六万字。信中坦率直言他多年来联系实际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对自“反右”到“三面红旗”再到“文革”的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进行了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批评；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一针见血、义正词严的批判；对国家的改革求变、发展进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说是情书，从头至尾却没有一个谈情说爱的字眼，始终洋溢着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亲属、对恋人的炽热的爱。就是这封“情书”将王申酉送上了刑场。
“文革”后在华东师大主持平反工作的党委书记施平是在王申酉牺牲两年后，从一位研究生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冤案的，随后即着手调查。当他看到王申酉的“罪状”时，“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领军人物，怀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勇气，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部分领导的支持下，多次向中纪委、最高法院和党中央提出为王申酉平反的申诉，最后终于得到公正裁决。
1981年4月3日，王申酉牺牲四年后，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会上由普陀区法院宣读了新的判决书：“现经查明，王申酉在‘文化革命’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遭到政治迫害……原审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纯属冤案，应予平反。”夏征农同志也代表上海市委在会上讲话，指出：“王申酉同志是一个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好青年、好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他身处逆境，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严重打击迫害，却没有消沉。相反，他毅然从钻研自然科学转到钻研社会科学，发愤攻读马列著作，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社会历史状况和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致力于探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探求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一桩旷古奇冤终于得到昭雪，可惜王申酉没有看到这一天！
“情书”的份量
要了解王申酉的思想不可不研究那封致他于死地的“情书”。这是他生前呕心沥血，艰难求索的全部精华所在。“情书”一共分七个部分：一，开场白；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三，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四，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前历史的看法；五，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看法；六，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在这七个部分中始终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理论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文归纳起来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王申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容跨越和违背。他多次指出：“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也就是在它的生产关系状况中去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他分析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高度评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毅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措施的做法，认为：苏联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发展到失去其一切历史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生产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观规律在起其历史作用。这极好不过地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没有发挥尽其历史作用之以前，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下文均同）。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回避或否认这种历史事实，而是细心地考察分析这种生产方式所起作用的范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
接着，王申酉又分析、论证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性质。他以明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为切入点，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位历史人物为代表，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演进过程，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但这种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可能把封建社会引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对于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戍变法”，王申酉首先是给予肯定，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太缺乏社会基础，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它却造就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热血青年出国留学。正是这些留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掀起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把中国向新的社会推动过去。这些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全部篇章。”
王申酉对于孙中山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希望一举完成三种革命”，即以民族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以民权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民生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经济平等。然而，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可与民主革命、也必须与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起成功的”。但“搞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依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是十分不成熟的，因而不可能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前二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第二部分，分析论证自建国到“文革”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王申酉认为，1958年是认清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的“极关键的一年”。因为“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应当“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他认为，到1956年召开八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
但是，“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个就什么都好办了”，以至造成“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村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王申酉认为，这些人为的错误和灾害导致了党内斗争和分裂。
对于以王、张、江、姚为代表的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势力，王申酉毫不畏惧地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听其言，观其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武器剖析他们的本质，结果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极右派。他们力图阻挡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向反方向扭转过去，拉回到旧制度去，把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硬塞进过时的经济关系的框子里去。”
第三部分，剖析“文革”现状，提供改革思路。在“情书”的最后一节，即“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中，他集中披露了“文革”中我国工业、农业、科教、外交、外贸、国家机构、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
工业方面，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认为这些做法严重阻扰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反对将大批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因为“在这些大工业、大矿山的孤岛周围，是整个在农业、手工业劳动基础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公社经济”。而这些大工业、大矿山代表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与中央失去联系，“整个国民经济就要瘫痪”。在农业方面，王申酉认为：“农村经济所有制基本上回复到公社化以前状况……机械化水平十分低……农民由法律规定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故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使机器的使用成了障碍。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情况加剧。”农业不仅生产力低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也不断扩大，使农民成为受苦最深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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