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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结盟与美国租借物资援华
作者：章百家
援华从一开始就受到交通问题的巨大困扰，改善滇缅路运输的计划很快由于缅甸的陷落而中断。1941年，根据第一次对华租借拨款的数额，美国拟向中国输送4500万美元的物资。但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实际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由美启运。这些物资输送到中转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拥挤不堪而大多滞留在那里。从缅甸运出的物资，由于管理混乱，途中又遭很大损失，到达重庆时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
1942年4月，由史迪威指挥的“南缅保卫战”失败，滇缅路也被切断了。此后，为维持中国抗战，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云南的空中运输线，史称“驼峰”空运。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航线，全长八百余公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至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当时的运输机仅能勉强飞到7000米高度，因而只能在山峰之间穿行。据战后美国学者统计，1942年全年，经这条航线空运至中国的援华物资仅为1425吨。尽管数量极少，但它作为盟国坚持援华的象征却有着巨大的心理作用。1943年至1944年两年，美国空运指挥部和中国航空公司做出最大努力并付出惨重的人员牺牲，运往中国的物资总计达到17万吨。1944年5月，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军收复了缅甸北部。此后，由于航线大大缩短，空运物资的数量出现明显增长。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车，运输状况进一步好转。
从1942年至1945年，先后参与驼峰飞行的有八万多人，损失609架飞机。整个抗战期间，在中国牺牲的美国空军人员达二千多人，其中大部分牺牲在驼峰航线上。
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
从1941年中至1944年中，物资匮乏和由此引起的分配问题使得中美合作关系相当紧张。几乎从一开始，美国陆军和财政部就要求对援华租借物资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这不仅是为了减少损失、提高援助效果，还因为负责援华事务的马格鲁德将军怀疑，重庆政府想捞取大批美援并非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而是要留到日后的内战中使用，保障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造成援华不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设的军火分配委员会掌握，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没有得到平等待遇。更令蒋难以容忍的是，军火分配委员会于1942年5月确定了一项办法，由史迪威负责接收租借援华物资。此前，美国援华物资装船离美后其所有权即属中国；而此后，只要史迪威尚未把物资交付中国，其所有权仍属美国。
事实上，因租借物资分配引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方与美方之间，也存在于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在华美国陆军和以陈纳德为代表的在华美国空军部队之间。在这场内部斗争中，由于罗斯福无法对中国进行有效的援助，只好采纳陈纳德提出并得到蒋介石支持的空军优先战略。陈纳德的航空队因此一度拥有了对“驼峰”物资的优先权，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有限的援华物资中的70%。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每月所得到的“租借”配额只在五百吨上下，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还主要用于补充驻扎在滇西由美军训练的中国远征军。
美国提供的援华物资太少，而且手续繁杂、条件苛刻，并经常不能兑现已经许下的承诺，这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抗战日趋消极的态度也使得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军方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不断要求罗斯福对蒋实行“交换”和“压力”政策，以援助作为迫使蒋抗日和改组中国军队的条件和砝码。史迪威任上曾几次提出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和方案，但大都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对任何可能削弱他权力的做法都抱着高度的警惕，他仅希望做些表面文章以获得更多的美援。
出于抗日需要，美国军方和史迪威甚至提出要用租借物资装备中共抗日部队，这一设想自然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过，几经努力，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还是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组。这一行动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蒋介石施压。尽管中共为争取美国援助付出过努力，而且同美军开展了情报方面和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合作，但最终也未获得租借物资的一枪一弹。
一系列矛盾的积累，最重要的是史迪威为迫使蒋介石积极抗战而触动了中国政治中两根最敏感的神经——“军权”和“中共”，中美战时合作的一场危机终于爆发了。1944年10月，蒋介石终于在罗斯福派来的特使赫尔利的帮助下赶走了史迪威。
从“飞虎队”到第十四航空队
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是租借法案确定的军事援华重点之一。1940年春，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四川各空军基地轰炸使中国空军再次陷入困境。在租借法案实行前，中方已向美方提出在1941年3月前补充新式飞机500架。在租借法案实行之后，中国空军提出的发展计划是达到1000架作战飞机。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仅得到100架P-40式战斗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方不停地向美方交涉飞机问题，美国允诺的数量极少，而且答应援华的飞机也往往不能落实或中途转飞其他战区，落实的也由于输送路线过长，转运途中损失严重。例如，1942年，由美国运至印度的一批援华飞机为263架，最后飞抵中国境内时仅剩136架，约为半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上空作战的“飞虎队”谱写了中美战时合作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志愿航空队。它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美籍顾问陈纳德为指挥官兼大队长，下辖三个驱逐中队，共125架飞机，主要是中国所得到的那100架P－40式战斗机。志愿大队先后在昆明、仰光、桂林等地对日作战。1942年7月4日，志愿大队撤销并入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称为驻华航空特遣队，主要在华中、华南作战。1943年3月该队又扩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随后，又在其下筹组了一支中美空军混合部队，以赴美接受训练的中国飞行员与美国在华航空部队联合作战。
虽然战争期间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与中国的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提供的飞机总数已稳居第一位。据台湾方面统计，抗战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飞机总共为2351架。其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总数的59%。来自苏联的为885架，占总数的37.6%。其余为来自英国36架、法国24架、德国12架，这三国仅占3%。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提供的飞机中，有552架即将近40%是1944年下半年以后才运抵中国的，其中的大部分拨归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使用。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才大致符合了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
组建训练Y部队和Z部队
训练及装备中国陆军也是租借法案确定的军事援华重点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双方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初确定为30个师。此后，双方拟议装备中国军队的数量时有增减。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曾拟定了一个装备90个师的计划草案，此为拟议中的最高数额，但并未实行。至战争结束前后，落实的计划是训练装备国民政府所辖中国军队39个师的方案。
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远征军残余一部分撤入印度，一部分撤入中国云南境内。1942年年中，史迪威为实现反攻，首先向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方案，拟精选中国士兵十万，分批赴印由美国军官加以训练，并拨用中国所得租借物资装备。按计划先组建两个军计六个师的兵力，然后以此为核心扩建成新军30个师。这支部队以印度东北部比哈尔省的蓝伽为训练基地，称驻印军，亦称Y部队（Yoke Force ），由史迪威亲任教练营长官，中国将军罗卓英为副手。训练工作自1942年9月开始，至1944年1月完成。随后，受训部队扩编成新一军及新六军，为日后收复北缅的主力军。
蓝伽训练开始不久，史迪威又提出训练第二批中国军队30个师的计划，获中、美最高军事当局同意。1943年2月1日，陈诚将军奉命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远征军训练工作随即在昆明、桂林、大理等地展开，受训官兵系自前方抽调，分批进行六周集训。由于美式武器装备迟迟不能运到，至1944年初，获美式武器装备的部队仅三个师，称为Z部队（Z-Force）。
在印度和云南的训练均由美军派出教官，方法视兵种而定。如六周的步兵训练班，两周为兵器训练，两周为射击训练，两周为战术训练。八至十周的炮兵训练班则在两周的基本操作后，以野外实习和实弹射击为主。对初、中、高三级指挥员也进行了不同课程的培训。尽管训练是速成式的，但经美式训练的部队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装备也有很大改善，不仅火力增强，而且有了比较完善的通讯、运输及后勤保障系统。
美国租借援华的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1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执行“租借法”，但对华租借却一直延续到1947年才告结束。
除了向中国空军和陆军提供援助之外，美国还帮助国民政府重建海军。1944年1月，国民政府向美方提出租借舰艇8艘的计划。美方原则同意租借4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并确定于战后毋须交还。1945年2月，国民政府派出官兵1060人赴美培训。1946年中，完成训练的官兵将8艘舰艇驶回中国。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向38个反法西斯同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以上的实物和劳务援助。英、苏、法、中四个主要盟国所得占美国租借总额的94.45%；其中，英国占64.65%，苏联占23.20%，法国占6.60%，中国仅占3.20%，数额为16.02亿美元（包括战后）。虽然从排名看中国位于英、苏、法三国之后占第四位，但所得援助实在难与前三国特别是英、苏两国相比。
关于中国战时所获租借物资，美、中两国的统计有较大差距。据《美中关系白皮书》统计，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其余基本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类劳务开支。国民政府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根据美方《起运付款之物资通知书》所统计的援华数额约为6.85亿美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根据该会提供的“租借”物资船运综合帐得出的约为5.98亿美元。造成美中双方统计差距的原因可能是，部分物资经美军直接拨交中方，未经中方供应委员会；此外，中方的统计似乎也未包括劳务费用在内。
从军事租借物资援华的过程来看，从1941年至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中国所得的援助甚少，仅为2.8亿美元。大批美援是在抗战即将结束、甚至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到来的。1945年全年，中国得到了11.07亿美元的援助，相当于此前四年总合的5倍左右。然而，就在这一年，美国援助的目的和作用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正如赫尔利对蒋介石所说：“等到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关于国民政府在战后究竟获得多少租借物资说法不一，《美中关系白皮书》提供的数字是7.81亿美元。
战时中美合作的结症
中美结盟的经历说明了两个相互了解有限、实力相差悬殊、体制难以衔接而又彼此期望过高的伙伴进行合作时的困境。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形式上是全面的，但双方在大多数领域开展的合作却很不顺利。不过，无论如何，中美两国是为彻底击败日本而结盟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同盟对双方来说还是成功的。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最为全面、规模最大；然而，却没有什么人给予美国援助和战时中美合作以较高的评价，批评的意见比比皆是。从援助的效果来看，有关各方都有理由表示自己的不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认为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效的，它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持中国继续抗战”，而未能促使中国给日本以有力打击。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援助多属“口惠而实不至”，因为尽管这个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全部援助，但其所得不仅远远少于其所要求的，而且也少于美国所允诺的。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援助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祸根。
问题的结症在于，中美战时合作虽以军事为主，但它很快就与复杂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希望凭借美国的支持制服中共，而战争后期美国政府则希望通过支持蒋介石来防范苏联的崛起。中美结盟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化。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成为战后中国爆发内战的重要因素。在击败日本这一目标之外的各种考虑，使得战时的结盟只是暂时拉近了中美之间的距离，却最终酿成了两国长久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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