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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结盟与美国租借物资援华
作者：章百家
虚幻的中美“特殊关系”
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期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国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作出软弱的回应。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剧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方针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经过这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蒋介石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6月9日，他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1.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2.对苏俄应与之联络；3.对德应不即不离。
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1.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2.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3.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4.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争取美援的艰辛经历
在中国抗战的前三年，由于中立法的存在，中国无法从美国直接获得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因此把争取财政支持和贷款作为求援重点。不过，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中国还是从美国购买了一些军事物资和少量武器。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共同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此协定，在抗战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国民政府因此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桐油贷款协议规定，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主要的用途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运输。一般认为，这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
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的办法达成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协议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华锡贷款协议规定，中方在7年内售锡4万吨以清偿贷款，年息减为4厘，其他条件也较桐油贷款优惠。钨砂贷款年息也是4厘，但条件更优惠，只规定中方在5年内运售钨砂偿还贷款。虽然按照合同的条款，中方不能购买中立法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方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了汽车、兵工物资、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万美元的4.5万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得到更大的优惠。
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了两笔贷款。1938年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予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用于滇缅路运输；次年3月18日，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法币的价值。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年初春，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南下意图明显。3、4月间，国民政府拟就了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并送交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做平衡行动，各国对日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的权益，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对于中国的这项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此后，国民政府还多次向美、英等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民政府为争取美援绞尽脑汁，但所获甚微。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蒋介石曾预料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可能好转，但此后一年形势反而日趋险恶。1940年夏秋之际，法国在本土的抵抗崩溃，只好听任日军进占印度支那。英国在希特勒跨海作战的叫嚣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日本以宣战相要挟时，它只好关闭了中国仅存的对外通道滇缅路。美国虽然宣布实行对日禁运，但它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仍极为有限。
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制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正如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所感到的：美国的援助不到重庆政权“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尽管这几笔钱对美国不过是如摩根索所说的“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但对重庆却每每起到“打强心针之效能”。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促成美国租借援华
中美接近的过程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便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蒋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很快从美国得到了一笔巨额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驻美大使胡适曾致电中央，建议趁“世界大势已极分明”之时召回驻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国的气节和立场。但蒋介石却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同时散布对日和谈的消息，给外界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随后，他分别约请英、美大使长谈。
10月14、16两日，在与英国大使谈话时，蒋介石强调了三点：第一，“英、美素以殖民地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之力量。倘不先放弃此项成见界限，不必讨论合作办法”。第二，“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有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第三，“倘使中国停止抗战，日本是否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国，而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实行南进政策”。“中国抗战已愈三年，业已到决定自己地位之阶段。将于两个月内决定适应此新局面之未来政策，断不能长此放任不决。”
18日，蒋介石又接见了美国大使，也强调了三点：第一，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如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继续援助不可”。“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蒋要求美国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飞航人员来华，“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同时“深盼今后对我贷款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最后，蒋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国合作的问题。他希望首先建立一个有实无名的同盟，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
蒋介石的计谋果然得逞了。11月下旬，罗斯福出于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供给中国一笔巨款。当月30日，在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这笔巨额贷款中一半是财政部的平准基金贷款，另一半是稍后才谈妥的进出口银行的金属借款。随后，罗斯福指示国务院、财政部及陆、海军各部门寻求可行途径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1941年1月，在围剿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的援助一度有所停顿，但当日苏可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再次加快了援华步伐。
1941年2月，罗斯福派遣其行政助理居里来华，考察中国政治经济情况，除表明美国愿调解国共矛盾外，主要是为即将实施的租借法案做准备。4月17日，鉴于刚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对中国士气打击甚大，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5月6日，罗斯福正式声明，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战时合作的艰难起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立即结为同盟。为加强中美战时合作，罗斯福请蒋介石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并派遣有15年在华经历的史迪威中将来华，出任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兼战区参谋长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这不仅在两国激起了过多的幻想，也掩盖了中国抗战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
与美国结盟是重庆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当这一目标突然实现之后，蒋介石已无心全力抗战。他认为，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商定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视中国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同时，他又感到，由于美日战争的爆发，“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日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
由于缺乏相互了解和准备不足，中美双方在合作之初并没有建立一个协调高效的联合指挥机构。史迪威上任之后，蒋介石即命令他赴缅甸指挥作战。由于在缅甸作战的中、英两军矛盾重重，难以协调，史迪威又是仓促上阵，不熟悉情况，结果遭到惨败。史迪威脱离大部队，只带百余名随从人员徒步撤往印度。据陈纳德说，蒋介石“从此对史迪威统率大军的能力渐失尊敬，对他的个人品质渐失信任”。
与出师不利相比，更糟糕的是中美双方对史迪威职权的设想和理解十分不同。由一位美军中将来华担任参谋长，原是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的要求；但蒋希望派来的是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能听命于自己，并能向美国索要援助的参谋长。可是，美国派来的却是一位“中国通”，而且身兼数职。史迪威最重要的两项职权导致了系统性混乱：作为驻华军事代表，他必须接受美国政府指示并负责监督和控制所有的美国军事援华事务；作为联合参谋长，他又应当服从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领导。由于中美双方对史迪威职权的界定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使他日后注定会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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