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郭嵩焘追诉《申报》事始末

作者:李永春




  《申报》是英国人美查(Frederick Major)于1872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一种商报,后来发展成为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郭嵩焘是近代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因《申报》关于他画像、茶会两事报道不实,且语多讥讽凌辱之意,自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到次年三月,从巴黎到伦敦再到上海一直追究并拟状诉《申报》。此事被称为近代中国史上“华字报最初最巨之交涉”,是近代中国报界最早的“语言文字之祸”。郭嵩焘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学习西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声誉而状诉新闻报刊的第一人。
  
  诉 事 缘 起
  
  光绪四年六月廿日,《申报》以《星使驻英近事》为题,报道了郭嵩焘在伦敦画像的事。该文开头便说:“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近闻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中朝星使也。”之后就画像之来源,引述了伦敦画师顾曼(Water Goodman)的一段话:“余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大有踌躇之言,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余乃婉曲陈词,百方相劝,大人始欣然就坐。余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余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踌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将谓一耳已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余以顶为帽幨所蔽,翎枝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予曰:‘今见之否?’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议愿科(斜)头而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余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不遑矣!遂不果服。”文章最后还提到,郭氏以画像惟妙惟肖,极为赞赏,并邀画师为其夫人画像。全文转译后,编者加以按语说:“此事果确,在星使也不过一时游戏之语,日报必从而笔述之,其自谓谑而不虐耶?然于睦邻之道,未免有不尽合者矣。至本报之所以译之者,示西人以该报虽系西字,华人亦必周知,慎毋徒呈舌锋,使语言文字之祸,又见于今兹也。”显然,《申报》以诙谐刻薄之笔调,转译并评论郭氏画像之事,其间不乏中伤之词与嘲讽之意,使阅者读后付之一笑,增加该文的可读性;又担心此事不确,故作狡猾之按语,以防他人“徒呈舌锋”而酿成文字之祸。然而,《申报》始料所不及的是,郭氏在欧洲见《申报》此段文字,竟大起交涉,引发了一场诉讼。
  此外,《申报》还有一则关于茶会事的议论文字,也很使郭氏恼怒。据伦敦《泰晤士报》所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五月十九日伦敦使署举行茶会,“郭公使与如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极,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七月八日的《申报》转述了此事,并在按语中加以评论说:“此本驻扎他国钦差交接之成例,今侍郎亦仿行之,未始非共敦辑睦之道也。”而同月11日该报登载的《论礼别男女》一文,对茶会事的态度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该文先以古代春秋来比较近代中外交际形势,主张中国“行鲁礼”,以收折冲樽俎之效;继而比较中西男女交际方式方法的异同与优劣,说:“泰西人于男女交际之间似属不甚讲究,而其防闲之法若有胜于中国。跬步不出,外亲罕睹,而惟薄不修者,往往秽德彰闻,此中国拘于礼之过也。落落大方,女士宴会而私奔苟合者,则反不有其人,此泰西略于礼之效也。”随后就《申报》前载茶会事大加评论,说:郭钦使“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英人以钦使能行是礼而津津乐道之也”。若“在中国官衔宴客之所,则必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矣”。因为在中国,礼以别男女,故不能男女混杂。然在英国,“仪礼聘夫人,使臣往见,夕则还劳,且以相见为礼也”。如果钦使“异日持节归国,同朝劳驾,强其如夫人入席欢宴,则马融绛帐之前,未必许门生请见也;汾阳锦屏之后,或转因虑杞而藏矣”。经过这样一番比较之后,作者得出如下的结论:“甚矣,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此礼之所以难言也”。言下之意,郭氏在伦敦此举虽符合西方的文明,而有违中国的礼仪。
  郭氏阅罢此文,认为《申报》名义上转录自西报,实则凭空添入许多伦敦各新报所没有的议论。这些言语究竟从何而来?郭氏怀疑是与他有宿怨的副使刘锡鸿所捏造,所以表示要与画像事一并追究。
  
  欧 西 交 涉
  
  郭嵩焘其时兼任驻英驻法公使,往返于伦敦与巴黎之间。8月15日他在巴黎收阅上海文报局邮递到的《申报》,当看到顾曼的议论时,初以为“意取讪侮而已”,后联想到出使一年来发生的种种不快,陡生伤感,自叹:“生平积累浅薄,有大德于人则得大孽报,刘锡鸿是也;有小德于人亦得小孽报,顾曼是也”。对此次出使遭到如此多的意外凌辱,尤为茫然。他边回忆边分析:《申报》所载顾曼之言,要么是顾曼戏笑,甚或造谣生事,故意登此新闻;要么是照像时,翻译马格里传错了言语。于是他急忙召来马格里查问此事。马格里听后也抱不平,否认翻译有误。郭氏遂迁怒于画师,命马格里当即具函诘问顾曼何以妄造此言。在连续几天不得回音的情况下,19日他又命使馆随员张德明前往面诘顾曼,因顾曼携眷外出旅游而未遇。在此前后,郭氏分别于17日与24日写信给上海的友人吴子让和黄泳清,嘱其转告《申报》馆主事,说画像事完全是顾曼的造谣。
  九月初九日郭由巴黎返抵伦敦使署后,确知总理衙门8月初来电召他回国,怀疑此与《申报》所载画像事有关。他的估计是,《申报》出版于6月20日,必流传到京师,才有此回国之电,甚至怀疑有人借此构陷他。于是他决心立即追究《申报》此段文字到底系何人所撰。既然画像之事缘起于顾曼,还得从顾曼那里查起。他当即令翻译马格里与随员张德明再去寻觅顾曼。恰好顾曼旅游归来,得悉郭氏及使馆的诘责,连回两信,说《申报》所登各节全系虚妄,还说既然《申报》称译自西报,就只有一面致函各报辩白,一面根究此项新闻出自何报何月何日,以恢复名誉。
  对于顾曼的这一态度,郭氏还是满意的,也确信顾曼所言虽然“狂悖刺讥”,也只是取笑乐而已;但《申报》既详载其言,又说英国各新报于中国使臣多有所讽刺,却不知其命意何在与所据何来。回顾驻英一年多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对他的刺激之言,倒是《柏林新报》对于刘锡鸿则时有讥讽 ,《申报》却从未译载,他为此忿忿不平,认为是《申报》故意为难他,甚至怀疑此事与曾在《申报》馆任事多年的使馆随员刘和伯有关连。基于这种分析,郭氏催促马格里连续两次致电《申报》馆,诘问所载画像之新闻究竟译自何报,表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而后止。在久无回音的情况下,又第三次嘱发电报给《申报》馆,并将复电的费用一同汇去,以示自己的决心;并且明确告知《申报》馆:如不作复,定当诉于法庭。《申报》馆无奈之下,回电称该项新闻译自本年四月某日《欧卧兰美报》。郭氏收阅复电后,即命马格里当日前往该报馆询问画像事,但一无所获。因为该报每礼拜日出一次,《申报》所说四月某日不是礼拜日,该馆根本就不出报。马格里担心《申报》出于报复郭氏之心,故意误告日期,遂将该报全四月份出高价购回使馆查阅,也未见关于画像事的片言只语。《申报》的胡言乱语更加激怒了郭氏,以为它造谣生事之外,还故意作弄他。
  这时有人向郭氏建议,追究《申报》转载自何种西报是一回事,先行致函《申报》以及各西报,以证明新闻之错误为另一回事,前者可慢慢根究,后者则刻不容缓。郭氏采纳了这种建议,于9月11日命马格里、顾曼各写一封致《申报》馆的信,为画像事辩诬。顾曼用英文写,而后译成中文。郭阅后,认为“短而不透”,还动手作了修改。顾曼文中特别辩白说:《申报》所述中国钦差在伦敦画像情形及其后悬诸画阁之事,“所言诸多妄谬,间有讥诮”,本人绝无捏造讥诮之理,因此对《申报》所述当竭力追究原委。同时对于《申报》所载他与郭氏的“游戏之语”,说成是“全无影响之词”,他也不能隐忍,为此要追究《申报》所载文字的作者及所谓西报消息的来源。马格里文由郭氏主稿,然后英译,内容详述顾曼为郭氏画像之经过,指出《申报》所载郭氏与顾曼问答之语全系凭空侮慢,而且他已查问伦敦新报十余家,均不见《申报》译载的此段文字;至于《申报》所言伦敦新报对中国星使“每涉诙谐”,亦无事实可据,几近诬蔑。最后还说到,泰西各国无不讲求情理与律法,各种报纸的主笔或编辑多为通达事理之人,对于各国星使从不肯有所讥诮。
  依郭氏之意,汉文本寄发上海《申报》,英文本则寄《伦敦中国快报》与《中国电报》,一来在追究《申报》消息的来源,二来披露《申报》的不实报导,以辟谣言。伦敦方面报馆由马格里具体联系,上海方面则由郭氏亲自出面。9月16日他特地致信友人黄泳清,嘱其到《申报》馆传送马格里、顾曼两人的信,要求载入《申报》,以正6月20日该报之误。《申报》收到顾、马二人的辩白后,迅速作出反应。十一月初五日首先刊出《画师辩诬书》,文前还附有编者按语:“字林报于六月中抄录西字新闻纪驻英郭星使近事一则,内记画师顾曼为郭星使绘小像时问答之语也。本馆阅而译之,意以为泰西新闻纸之例,常有意颇严正而笔涉诙谐者,其或虚或实,一望而知,阅者亦可付之一笑。”“讵料经星使披览后,心殊不以为然,深责顾曼以不应凭空捏造,深相污蔑,而顾曼以并无是事,特致书于伦敦日报馆名伦敦中国新报者,力辩其诬。于是本馆亦始知此语之非出自顾曼也。”因此希望郭星使“阅之必能释然于怀耳”。编者又特别说到:顾曼寄来汉文的辩诬书,“其中字句更多俚语,故经本馆另照英文本译出,然后照登”。《申报》另译文本与顾曼的汉文本相比较,文句稍显通顺流畅,意思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前者说画像各情形及后悬于公画馆中所述各事,其中肆意诽谤皆出情理之外,而无郭氏修正的“间有讥诮”之语。同时补述了画像前安排各细节,以正《申报》之误:“夫仆之得以绘星使之像者,先托马格里先生引荐,未下笔时又先与星使会晤两次。第二次会晤时,又先议定坐位如何;以西法照相后,又请星使两至敝画室,画毕呈览,星使甚为嘉许。”
  十一月初六日,《申报》又刊登了《马格里致本馆书》,编者在按语中说:“马格里本馆之书,概言此事之子虚乌有,敦请本馆录登日报,但闻马君于英国文字,实为出类拔萃之才,而阅其元译之文,殊有鄙俚不堪者,岂钦使署中翻译往来之各文牍类皆如此耶?殊不可解。”并将信照马格里原意,删改成文以备录。其实,中、英文译本除文字略有出入外,意思基本相同。其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马格里担任郭氏与顾曼画像时的翻译,并无《申报》所述讥诮之意,他反问《申报》说:“若如贵报所言,则仆从钦差两年,实未见钦差有此形景,似此凭空诲慢,其令仆何以自处”。二是郭氏在英期间无人不钦佩,绝不闻有涉及诙谐者,“若如《申报》所载,甚非英国人之公心所乐闻也”。
  由此可见,郭氏重在查究《申报》所载文字之所由来,以期达到辩诬的目的;但《申报》编者并无歉疚之意,更是极尽讥讽之能事,不仅及于使馆译员,而且明知马格里、顾曼之书出自郭氏之手或经其改定,却就汉文本而连带挖苦郭嵩焘的文字工夫,而且还有责怪郭氏小题大做心胸狭隘之意。对此,郭氏岂肯善罢甘休。
  至于茶会事,郭氏本来对当时的安排就不满意,《申报》的评论凭空添入了伦敦数十家新闻报都没有的议论,更引起他的不快。十二月初二日郭氏又获悉张佩伦“引茶会为词”来参劾他的消息,当即表示对《申报》关于茶会的报道也要一并追查。一向多疑的郭氏首先怀疑到刘锡鸿,或有意污蔑,或指使使馆随员为之,尤其是刘和伯曾在《申报》馆多年,又与刘锡鸿过从甚密,行迹最为可疑。于是郭氏寓书上海友人李丹崖,请他查究刘和伯致《申报》馆的信;十二月初四,马格里按照郭氏要求,致信《申报》馆主事美查,希望查询刘和伯与《申报》馆的往来信件。22日通过传示刘和伯致《申报》馆书信,郭氏承认,信中所言“尚尽情事”,对刘和伯也就不便深究。加之此时郭氏忙于交接回国,亦无暇顾及此事,但仍向总理衙门提出“请查《申报》馆华人诬造谣言”,为他“辨《申报》之诬”。
  
  使 馆 调 查
  
  在与《申报》交涉的同时,郭氏还派使馆人员在伦敦调查。画像事的调查结果大致如下:
  约光绪三年夏,刘锡鸿偶然在伦敦御画阁看见一幅天主神母画像,认为画技颇佳,有意购买,因为价格太贵而作罢,后嘱马格里代他找画工摹仿一幅。马格里几天后推荐了画师顾曼。顾曼画好天主像后,送至中国驻伦敦使馆。而此时刘锡鸿改任驻德公使。郭嵩焘见画像后甚为奖饰,愿意留存使馆。顾曼乘机提出愿意为郭画相一幅,不计画工,只求赐点笔费。郭氏闻之大喜,当即议定笔费为20镑,拟择日绘画。郭氏又以“不耐久坐”为由,提出先以相片作蓝本,顾曼同意。次日郭带着马格里、顾曼赴照相馆。拍照时,郭氏认为顶珠必露出,否则,外人不知所戴为何帽;又说面不可正,亦不过偏,等等。拍照后交顾曼。十日后顾曼送画稿来,邀请郭氏赏鉴。郭氏非常满意,并在五月初五日晚设宴款待顾曼和使馆众人,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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