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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陈明融合在一起的生命（续二）
作者：李向东
6月15日，丁玲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在路途中遇见了毛主席。丁玲为这意外的喜悦而激动不已。毛主席也很高兴，说了许多鼓励丁玲的话，他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丁玲明白他的意思，主席是在讲她在延安时为《三八节有感》的一点过失。毛主席还说：你是同人民有结合的，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你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他还关心地问了丁玲搞土改的情形，还问到了陈明，并且告诉丁玲说：你已经在农村12年，可以够了，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他们一直谈到天快黑时，丁玲又坐汽车到了毛主席的家里，吃了晚饭。饭后，江青陪丁玲去找邓颖超，她又和周恩来邓颖超畅谈了几乎一个通宵。丁玲真是太幸福了，她生活在领袖的关怀爱护中间。
第二天一早，丁玲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告诉陈明，让他也一同分享。她在信中说：“伯夏呵！你看我多幸福呵!我第一个就做了他的客人，就听了他给我这样多的鼓励，想着柯仲平为见不到他而喝醉了酒骂人，我是多么的有了运气。我并且同他约好，以后我要找他时，就在他散步时来。他也高兴地答应了。”
丁玲在西柏坡期间，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书稿，请胡乔木、艾思奇、陈伯达等几个人看了，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以便尽快出版。几个人都在很短时间里读完了，对这部稿子给以较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写得不错，可以出版，最好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印出来，让她能带到国外去。正是由于这几位重要人物的支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印制出版了。
6月24日下午，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从西柏坡出发了。25日凌晨到达石家庄，陈明事先得到消息，早就等候在那里了。他把丁玲接到市委。丁玲刚刚大病了一场，发高烧，拉痢疾，身体还很虚弱，但是一见到陈明，她什么病都好了，滔滔不绝地把这几天在西柏坡的见闻告诉给陈明，把几位重要人物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意见告诉给陈明。陈明心疼她，要她先睡一会，但是她怎么能睡得着？天亮以后，陈明又把蒋祖慧接来，这是一次小小的家庭聚会，是一次久别之后的重逢。短暂的重逢之后又将是一次漫长的分别。一家三口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度过了幸福的一天。吃过晚饭，代表团继续启程出发了。
丁玲一路走，一路不停地给陈明写信。27日，丁玲致陈明信说：昨天我在车上想，我对伯夏有什么要求呢？好像不要求什么，只是他如何工作得有成绩，伯夏对我也是一样，只希望我能写东西，如何写好东西。假如我们两人工作都不好，在一起一定是住不下去的。我们一切的幸福都是建筑在这一点上的。我们这种关系非常牢固，很少卿卿我我，却朴素而结实，深沉而有力，这是我喜欢的作风。
丁玲走后，陈明在石家庄和逯斐合作，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素材，写了一个揭露国民党特务罪恶的剧本《死里求生》。7月，陈明到正定县的华北联合大学，给文工团排演这部话剧，他给丁玲写信说：“你为我想得多，鼓励过我，我都记得。我愿意你回来时，我们彼此以成绩见面吧。”“我将抓紧时间工作、学习，让自己生活得更充实，望你放心。我精神准备我们小别一年。这个准备够吗？”丁玲给陈明写信说：“我希望你的剧本成功！好好地写！多住在工厂几天也行。不要求急，不要以为不能加工了。而且不必挂念我，你总要把成绩搞出来作为我回来的见面礼！”
秋天，中央组织部调陈明去东北工作，10月初，陈明从石家庄动身。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从华北去东北要绕道山东，走海路，路上花费时间较长。丁玲等得着急。10月底，她给陈明写信说：“我常常想，我们的关系的确是好的，因为我们完全建筑在事业上，我们一切的感情也不过为着彼此进步，有成绩，而且我们的确在这种相处中非常幸福。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比许多人都好，我是很满意的。多可惜呵！这次我们竟不能见着。”“我天天盼望你快来”， “我想要写工业还是东北好，我如果要留一时，我就希望你来，这是我的自私”。
陈明抵达沈阳，已经是12月，当时东北局的主要机关都已经由哈尔滨迁至沈阳，他也就留在了沈阳。他的选择余地很大：张庚要他去搞戏剧，宣传部也想要他，张闻天则说要他去青委工作。但陈明还是想搞创作，他有一个想法，他在石家庄铁路局体验生活时，曾经接触过一些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铁路工人，从他们那里搜集了一些很好的材料，他一直想把这些珍贵的素材写进一部作品里边去，但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项工作没能进行。来到东北，他始终惦记着这件事，想要完成这件事。丁玲回国后，也到了沈阳，陈明与她商量以后，得到她的支持，去了沈阳郊区的皇姑屯铁路机车厂，在那里体验生活，准备写剧本。
1949年3月底，丁玲又一次要出国，参加中国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她在哈尔滨启程前给陈明写信说：我希望你的剧本成功！好好地写！你总要把成绩搞出来作为我回来的见面礼！我们都会很好做完我们应做的事，而且不会因为相别和相思来影响生活。
陈明对丁玲说：“我只希望在党的帮助和你的策励之下，多做点有意义的工作……”
多福巷：短暂的欢乐
1949年6月，丁玲到了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大会筹备工作。本来她想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去写作，来北京开会时，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同志都给她安排好了。但是会后，周扬恳切地挽留她，他说：我知道你想搞创作，但是这里很需要人，很需要干部，你比较识大体，留下来吧！这样，丁玲就留在了北平，担任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副主席。陈明则到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他们住进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机关院内，与老熟人沙可夫、萧三为邻。
建国初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解放了”的巨大喜悦中，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人的思想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也是单纯的，彼此之间没有那么多利害关系、利益冲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50年代初期那些年，也是丁玲和陈明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丁玲担任了全国文协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还是《文艺报》的主编，后来又做了中宣部的文艺处长。她还负责筹备成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担负起培养青年作家的重任。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她的创作也没有中断，新作不断刊登在报刊上，作品集也一本一本地出版：《欧行散记》、《跨到新的时代来》、《丁玲选集》、《延安集》、《丁玲小说选集》，还有她最著名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陈明也在加紧创作，由于工作的变化，他的铁路工人的剧本终于没有写成，便深入海港码头，写出了反映日寇占领时期大连码头工人苦难与斗争的电影剧本《海港生涯》，随后又改编了《六号门》。陈明忽而去大连，忽而去天津，忽而去上海，勤奋而刻苦，老老实实地从生活中间去“淘金”。在写作中，丁玲常常给他帮助，提出一些好的意见。
这段时间，相对安定的是丁玲，相对动荡的是陈明，于是他们有了第二个通信的高峰期。丁玲给陈明写信说：“你走后我以为日子可以过得好的，谁知不然。头两天因为忙，还不觉什么，这几天一空闲下来，一点事也不能做，如丧魂失魄一样，沙可夫常邀去看电影我也拒绝了，我喜欢一人痴坐在家中冥想些什么，有时想想你，有时想想孩子。我觉得我很软弱，我是外强中干。我需要你，需要你和我一起，一同下乡，一同写作。这几年，我有些成绩，实际是你给我的！我觉得你真好呵！”另一封信里说：“我要多努力，多做出成绩来。今年冬还要写小说，你知道我的，我是什么时候也没有放松的。”陈明为创作电影剧本去大连体验生活，她又写信叮嘱：“故事有了，不等于有了剧本。人物生活非常重要，我知道你懂得这些。但必须对材料有很多选择。”陈明在大连回信说：“我常以你的努力来鞭策自己。”
1951年春天，他们从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搬到了多福巷16号。这是一处小四合院，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住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家！结婚快10年了，他们一直在动荡中，四海为家，革命生涯。现在，国家这样好，党这样好，工作这样好，他们有了安居之所，要好好地生活了。他们很好地安排布置这个家，有卧室、客厅、书房，还有餐厅、厨房和锅炉房。还是在抬头湾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陈明就想：将来什么时候有了条件，一定要给丁玲创造一个舒适的写作环境，布置一个书房，现在，这个想法终于可以实现了。勤务员夏更起在院子里栽种了葡萄和海棠，葡萄藤蔓长得很快，到秋天就长满了架子，结出了几串小果实。陈明去湖南，把丁玲的母亲也接了来，一家人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丁玲好客，常有朋友进出，高谈阔论之后，享用可口的晚餐。多福巷的小院子里，欢声笑语不断。
1952年春天，多福巷16号真的成了“多福”的小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六号门》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上映后获得好评，获得文化部三等奖。多福巷的小院里迎来了亲朋好友的赞美和祝福。丁玲获奖的时候，正在苏联参加完纪念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大会，她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每天被鲜花、掌声和笑脸所包围。但是晚上回到宾馆，她忽然非常想家，想念陈明，她觉得这个荣誉应当和陈明一起分享，她真希望此时陈明就在她的身旁。
厄 运 袭 来
1952年秋天，处于颠峰期的丁玲，腰疼病忽然复发，疼得很厉害，无法坚持正常工作。她辞去了所担负的大部分职务，请假去大连和鞍山治疗休养，这期间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再写一部新的长篇。与做行政领导工作相比，她还是更醉心于写作，用文字说话才是她的拿手好戏，于是她开始构思新作品——《在严寒的日子里》。
1955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陈明把丁玲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她回京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陈明继续留在无锡，在鼋头渚一个水产供销社体验生活，等待丁玲开完会再回无锡来。
他们是2月来到无锡的，丁玲此行的目的，是继续写作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作品，她是前一年夏天在黄山开始动笔的。
在参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丁玲面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内心里充满着喜悦。在分组讨论会上，她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在我心中聚满了一个声音，我不得不喊出：我要劳动啊！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
可是，就在她满怀激情，纵情歌唱的时候，却有一张黑网，悄悄地、不露声色地、凶狠阴险地朝她张开过来。
本来丁玲的想法是，参加完人代会，就回无锡去继续写作。可是作家协会党组从8月初开始，突然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来说是揭发批判胡风集团，丁玲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开会的时候，她坐在靠门的地方，还经常站起来，来回走动，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开了两三次以后，会议的内容转向追查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丁玲也没有在意，觉得这些都跟自己没有关系，她脑子里想的，还是她的小说，还是故事里边的人物。可是，再开下去，她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对象，会议的内容，也转变为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坐在会场里听批判，她的心情是既感惊愕又觉悲凉，惊愕的是，自己怎么会反党！悲凉的是，昔日同进同出的同志朋友，几天之间就变了一副面孔，声色俱厉地指责她反党！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她30年代被捕后幽禁南京那段经历，硬说成是自首叛变。丁玲有口难辩，愤怒和委屈溢满胸腔，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丁玲感觉每天都像是在地狱里，被愤怒的烈火灼烤着。
她最思念的是陈明，而唯一可信任依赖的陈明，此时却又不在身旁。
陈明在8月回到北京，他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丁玲写信催他回来，他一到家，丁玲就把党组扩大会的情况告诉给他。但是陈明依然不相信“组织”上会认为丁玲“反党”，他也不是作家协会的人，没有资格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他劝慰丁玲说：这几年，文艺界就是你和周扬两个人管事情多一些，自然意见也就会多一些，干工作，怎么能不犯错误？有错误，检讨一下就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原则提得高，也不能就此作结论！当时的陈明，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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