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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失误与历史的前进
作者：姚 鸿
从以上对失误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可以说明，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犯的错误，主要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认识得很清楚，这里面有实践不足因而经验不够的原因，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化的和错误的理解的教训，还有，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与时俱进的教训。有了这些教训，才有了今天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逐渐走向成熟，走上了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条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二部分“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共总结出六条主要经验，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条经验，确实是从建国五十多年来我们党的艰难探索历程中总结出来的极其宝贵的经验，这条经验的总结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
如果我们同意对历史错误发生原因的这种分析，那么，犯错误的历史时期，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记者：您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犯了这么多严重错误的这段历史，也包括在总的前进过程中呢？
这里用得着列宁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历史上像涅瓦大街那样笔直的大道是没有的。的确，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面对历史的复杂性，邓小平的重要方法，第一条是要看主流。例如，“文化大革命”前10年（1956年至1966年），堪称建国后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之一。邓小平谈到评价这段历史时强调要有科学的方法，并指出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二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他还说：“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邓小平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着眼于主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第二条，就是要注重分析历史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我们一开头讲过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之“功”的分析。这是一个辩证地看待历史的问题。历史的失误与历史总的前进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看，但前提是认真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历史上的失误，就可以成为总的前进过程中的一部分。
记者：您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得非常全面，对建国后党史主线的阐述也很有说服力，相信这对我们的读者一定会有启发和帮助。下面我想请您就几个具体问题谈谈看法。首先想请您谈谈对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犯错误的看法。
对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犯错误的分析
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杰出的历史人物本身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杰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误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运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诚然，毛泽东犯错误有他主观的因素，有他个人的责任。这主要是他在晚年，随着党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和他本人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逐渐骄傲起来，过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对这种错误，毛泽东个人无疑负有主要的责任。
但是，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须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整个来说，我们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某些失误。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失误原因，除前面提到的受国际环境影响和理论上的失误外，还有一点，就是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党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习惯于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这一历史特点，使我们党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沿用过去熟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容易把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作阶级斗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其次，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无应有的权威。这种情况，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还有一点就是，过去的错误不是仅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不应该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某个人一样，把一切错误归于某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应该承认，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革”发动的时候，党没能阻止毛泽东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我们一些长期同毛泽东共事的他的战友们，以及很多长期跟随毛泽东战斗的他的学生们，也深感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并且决心记取应有的教训。这样说，不仅是一种勇于负责的态度，而且也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曾针对一些同志不能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的曲折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的情况，指出，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他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的全貌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应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的全貌？
张：如果我们解决了历史主线及与历史主线相关的问题，历史全貌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具体讲，我们这29年的历史写出来，就不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的昏昏暗暗的历史，而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29年了。
涉及到历史全貌，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是历史主干的问题。一般而言，历史的主干是生产。毛泽东说得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给我们研究历史一个方法论上的启示，那就是研究历史时，那些众说纷纭的意识形态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确实非常容易吸引人的视线，但不能把目光太集中于此。历史的主干是生产，是经济。尽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斗争有力地反作用于生产斗争，但归根到底是生产斗争决定着其他方面的斗争，是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础，决定历史全貌的是生产，生产是历史发展的主干。
用这个观点来看历史，比如说看“文革”前的10年，虽然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斗争等错误，但在这10年里，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交通运输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新增铁路，新建公路、黄河大桥、长江大桥；教育、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1964年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年10月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更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把这作为历史主干来看这段历史的全貌，那就是邓小平说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用这个观点来看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他的主要失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不等于说他不重视发展生产。包括在“文革”中,“三五”、“四五”计划都如期完成了，四届人大又重提现代化，可见他并没有忘记发展生产，只是由于上述失误特别是处理阶级斗争的失误使生产的发展受到干扰，但他并没有脱离生产这条主干。总之，认识历史的全貌，在努力把握全面性的同时，要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主干。尽管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把建国后的党史归结为一部政治斗争史。因为历史的主干和基础是经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相反，既确认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充分肯定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建国后党的历史来看，正是因为有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有时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许多问题上处理得不好，才在相应的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所以，我们研究党史，要研究各个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这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逻辑线索。
如何理解小平同志关于“20年的左”的提法
记者：小平同志讲：1956年以后，我们搞了“20年的左”，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如果说是“20年的左”，为什么又要肯定“文革”前10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
张：邓小平这样讲，的确有些同志不理解。记得有一阵大家讨论时，有人拿出邓小平讲“文革”前10年成就巨大的话来，有人拿出邓小平讲搞了“20年的左”的话来，感到很困惑。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得没有错。胡乔木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我们为什么犯了20年左的错误？》我认为要具体分析，看从哪个层次讲：从总体来说，我们在那20年里超越了阶段，搞单一的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处理社会矛盾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这个层次而言，是20年“左”。但具体到每段时期，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讲经济建设，大跃进，头脑发热，是左，但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后，建设基本在正确道路上发展，国民经济基本走上正轨；大跃进中间也有阶段的变化，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文革”前10年的指导思想讲，争论不是要不要搞经济建设，而是如何搞经济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还是在经济建设上；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左”的错误，但也有纠“左”的努力，第二次纠“左”后，建设基本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等等。这样具体分析，可能会认识更全面一些。
记者：在我们的采访即将结束时，能否请您就历史失误问题作个简单总结，或说几句最想说的话？
我想说的是，第一，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否定我们党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而是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研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轨迹，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第二，既然如此，对探索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就不必讳言，同样，对这些特定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能因犯了错误而讳言。对待历史上的错误，一是不回避，错误是客观存在，也不是多说少说的问题；二是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三是不要挖苦嘲讽，这无益于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三，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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