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历史的失误与历史的前进
作者：姚 鸿
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部分；“失误”是前进的先导，所以，不能因为失误而全盘否定历史；失误不能回避，不是写多写少的问题，但应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
记者：那请您具体说一下好吗？
张：好的。我们就从邓小平谈“文化大革命”之“功”说起。
失误是前进的先导
建国后的失误，最严重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评价非常正确，早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除此之外，对“文化大革命”还能说些什么呢？这个历史上的大倒退，在历史的前进道路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对此，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就此意义，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能够这样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把历史的错误与历史的前进做这样的联系，是邓小平辩证地看待历史的一个范例。
与此相关，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的一段话，也给我们同样的启示。他当时回顾八大后这段历史时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这段话也充分表明了他对历史错误与人的认识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多次指出，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失误并非多么可怕的事情。一则，它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则，它是成功的先导。我们都知道恩格斯多次讲过的一句话：“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我们党就正是这样做的。
研究建国后的党史应当找到一条主线
记者：您说得很对，我很同意您的看法。那么您说“失误”没有游离于历史总的前进道路之外是什么意思呢？
张：这要从什么是建国后党史的主线谈起。我认为，研究建国后的党史，确定其主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条主线在各段时期呈现的面貌和表现的特点有所不同，但这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历史主线是个纲，它的确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全貌的认识，其中也就包含着对历史上发生的失误的认识。这条历史主线，我想可否这样表述：这55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邓小平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党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薄一波深刻领会了邓小平讲话的内涵，用六个字概括了这个意思，他多次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毛，成于邓”。这六个字很好地概括了55年的历史主线，也很好地说明了第一、二、三代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一脉相承的。说“失误”没有游离于历史总的前进道路之外，就是说，犯错误，也是这条主线之内的内容。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条历史主线能涵盖党犯错误特别是犯严重错误的时期吗？比如“文革”前10年和“文革”这10年？
我认为是可以的，这需要从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来说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指以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为特点的“大跃进”运动。始于1955年下半年的经济冒进，经历了反冒进、批评反冒进，最后发展为大跃进，持续到1958年10月。此后至1959年7月曾有九个多月的纠“左”。但由于错误批判彭德怀进而在全党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进程，结果是继续大跃进，从1959年8月持续“大跃进”到1960年冬。这几年“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地。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先是1956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的缺点偏差，导致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快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总之都是公有化程度过高造成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后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要指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9年在全党发动反右倾斗争，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导致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把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都当作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最后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些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不能因此把这段历史排除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之外。因为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发生失误的原因很复杂，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分析。
记者：请您展开来谈一谈。
从客观方面讲，我认为有些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具体讲，第一，实践经验不足。其实，在许多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问题上，毛泽东都有过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实行，有的未贯彻到底，有的还有反复，这究竟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践经验不够。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历史还非常短，我们自己的实践才开始的时期。感性认识尚未充分，就不具备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常是与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虽说正确的认识，也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比如，在阶段问题上（这跟所有制结构紧密相关），毛泽东有过正确的判断。起初，毛泽东确曾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实践的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可以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这个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暴露后，毛泽东首先觉察并设法纠正，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纠错中，毛泽东经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但是，毛泽东这一正确认识，不但没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了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超越阶段，成为许多错误发生的根源。而超越阶段本身的根源，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够清楚。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也是如此，毛泽东也曾有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并比斯大林的认识有所前进。当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非但没能坚持也没能很好地贯彻在实践中，反而在以后有所反复（毛泽东晚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这就在斯大林的理论基础上倒退了），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确曾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国际环境的影响。比如，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一方面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以及脱离实际、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这种状况在那个时代更突出。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又比如，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如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曾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下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就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他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影响。
第三，制度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推向了反面。”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我国封建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这方面的错误，主要是用了不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功。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非常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首先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但为什么还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呢？这就不能否认，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不科学之处，最主要的是教条主义的失误，是不能与时俱进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而产生的失误。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可以说与两方面的理论失误有关。一个是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中的“一定条件”加以泛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明确是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时期。如果把这“一定条件”随意泛化，就会出现失误。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生产力水平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另一个理论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结论作了教条化的理解。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度理论抽象方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成熟形态研究概括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我们长期以来只记住了结论——要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又比如，对“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说过，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消除。他们是否说错了？不是。这里的关键是，他们说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生产，是以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这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既然“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必须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而当今现实没有任何国家实现了这一条，当然就都不能消除商品经济。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只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结论而忽略了他们所说的前提，可以说是一种教条化的理解。与此相关，现在我们常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显然也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没有实现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国家里，全都存在商品生产，正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点的正确。所以，不是马恩错了，是我们以前对马恩的观点理解错了。再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错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革”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分阶级，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为依据的。这个理论并没有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情况，党内斗争也多属思想斗争性质，所以没有理由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更没理由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做只能把局势搞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奋斗目标，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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