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胡志明在香港坐牢
作者：李家忠
一天黄昏，宋文初凭借这样的教授打扮，从容地走出“青年会”宿舍。看门人虽不认识这位教授，却连连向他点头，表示敬意。此时，罗世庇的汽车早已等候在门外。他仔细观察周围，没有发现人跟踪，便将宋文初接到自己家里。律师向家里人介绍说，宋先生是他的朋友，一位中国的大学者，这次要在家里小住几日，家人要好生照料，确保宋先生安静休养。
但几天后又发现有陌生人在门前窥视。情况促使律师要设法让宋文初尽快离开香港。为此，律师通过香港副总督绍特克去同总督商量，请总督给予帮助。出于对宋文初人格的敬仰和对英国同乡罗世庇律师的关系，总督答应了罗世庇的请求。
就这样，罗世庇派一名助手护送宋文初，于1931年农历除夕乘船离开香港，前往厦门。临行前，宋文初紧紧握住罗世庇夫妇的手，将一个笔记本托他们保存。这个笔记本记录了他被捕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宋文初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律师一家人和这个笔记本。
永恒的友谊
阮爱国（宋文初）在厦门码头上岸后，看到周围一片冷清，人们都在准备过年，只听到远处燃放爆竹的声音。阮爱国急于开展活动，在厦门停留不久，便乘船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厉害。为躲避密探的跟踪，阮爱国继续装扮成一名绅士，住进高档饭店。但香港“惠赠”的400美元已所剩无几，他只好把房门反锁起来，用白薯充饥。阮爱国急于同组织上取得联系，又苦于没有办法。
一天，阮爱国从报纸上看到一个访问远东的欧洲代表团将要来到上海，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是他的老朋友——法国作家古久里。但如何才能见到古久里？他想到了宋庆龄。早在1925年，宋庆龄在广州就同阮爱国相识了。
一天晚上，阮爱国走出饭店，坐上一辆漂亮的出租车，来到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的寓所，将一封亲笔信交给宋庆龄的家人，请转给古久里。就这样，依靠宋庆龄的帮助，阮爱国于第二天傍晚在约定的地点同古久里见了面。阮爱国希望古久里帮助他返回苏联。在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阮爱国很快拿到了离开上海的证件。
1934年初的一天，阮爱国乘坐一艘苏联商船离开上海，几天后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时，他激动地说：“流落他乡三年整，回到工农大家庭。”
阮爱国逃离香港时，维多利亚监狱恰好有一名犯人死亡，无人认领。为了让阮爱国得以安全逃离，罗世庇编造了一条消息，“沉痛地”向朋友们通报说，宋文初先生已经逝世。法国的档案中也记载说“阮爱国已于1933年在香港监狱中死亡”。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也刊登了这一噩耗。莫斯科东方大学还举行了阮爱国追悼会。直到1941年阮爱国出现在越中边境，法国当局才意识到当年的宋文初还活着。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有一次胡志明主席来中国访问。中国多位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其中有宋庆龄。胡志明走下飞机，忽然下起雨来。胡志明连忙走到宋庆龄面前，摘下自己的帽子给宋庆龄戴上。胡志明说：“1933年，当时口袋里的钱就要花光了。如果没有夫人的帮助，真不知如何是好。”
罗士庇应邀访问越南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胡志明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在香港定居的罗世庇知道胡志明就是当年的宋文初，虽在家里一直挂着这位老朋友的照片，却没有主动同他联系。身位国家主席的胡志明则始终没有忘记救命恩人罗世庇。1956年，一个英国记者代表团访问越南，胡志明得知代表团离开越南后还将去香港访问，便托代表团的一名成员给罗士庇律师捎去一封亲笔信和两张照片。不久，又通过邮局寄给律师一幅刺绣画和一个磨漆相册，并附上邀请律师一家访问越南的邀请信。
1960年春节，罗世庇一家终于应邀来到了越南。阔别27年的友人在越南的传统佳节重逢，彼此都很激动。此时罗士庇夫妇都已年近八旬。胡志明虽已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仍亲自陪同律师一家参观了越南革命博物馆和一些工厂，游览了首都的美丽景点。罗士庇还同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提供了许多关于胡志明的珍贵史料。可惜的是，当年为了确保宋文初的安全，律师把那个笔记本销毁了。访问越南后，罗士庇按照当年的款式，又定做了一件长袍，送给越南革命博物馆。罗士庇律师于1967年在香港逝世，胡志明专门派越南驻香港商务机构工作人员送去了花圈。
胡志明逝世后，那件长袍便陈列在胡志明博物馆。1999年夏，胡志明博物馆馆长阮氏情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表示，博物馆陈列的当年胡志明逃离香港时身穿的服装已经破旧褪色，希望大使馆帮助重新配备：一件长袍、一条长裤、一顶帽子、一双布鞋和一副墨镜。当时我担任驻越大使，便让大使馆的同志立即到博物馆，详细了解每件展品的规格、尺码和质量要求，拍出照片，然后委托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抓紧解决。国内对这件事十分重视，严格按照要求在北京逐一定做，到国庆节前已把上述展品准备完毕，由中国大使馆送给胡志明博物馆，也算是我们对胡志明主席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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