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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
作者：王元周
同时，为了寻找新的货源，1942年底通过张军光和国民政府驻新疆外交贸易专员沈立中的介绍，广大华行与苏联粮食出口协会签订协议，独家代理苏联产鹿茸精、山道年、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因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与沿海地区联系断绝，西药等物资严重匮乏之时，广大华行代销的苏联药品也十分畅销，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有了充裕的资金后，广大华行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加速资金积累，壮大经济力量，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为战后的全面发展做准备。首先，卢绪章等人一直认为，要想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必须经营金融业，而保险业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向。于是经周恩来批准后，1943年广大华行联络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联合发起成立民安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初以杨经才为总经理，卢绪章为协理，不久广大华行为掌握公司领导权，设法撤销了杨经才的职务，由卢绪章接任总经理。1943年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发起成立建业银行时，广大华行也参与投资。
其次，为战后经营国际贸易做准备，卢绪章还联络大后方工商界人士联合设立民孚企业公司，由卢绪章任总经理。民孚企业公司在1945年5月完成有关手续后，一方面向国外订购化工原料和五金电料等，一方面派人到兰州设立办事处，收购羊毛、肠衣和猪鬃，准备出口美国等地。
再次，为了便于经营进出口贸易，也为了继续维持和扩大西药业务，1945年广大华行抽出20万美元的资金，派舒自清到美国纽约设立分行，为战后西药等货品的进口做准备。同时，广大华行还联合重庆大众药房，创办万力制药厂。万力制药厂除了试制胶木粉原料和胶木粉瓶塞外，并未生产出什么药品。不久抗战胜利，大后方的工商企业纷纷复员，万力制药厂也关闭了。但是广大华行却利用制药厂名义，从中国银行获得了一些低息长期工业贷款。卢绪章还联合王晓籁等设立万育药品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这时期广大华行还联合蔡鹤年、康心如等设立同生福钱庄，联合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等人设立开来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地下党员龚饮冰以及其他工商界人士联合设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抗战胜利，卢绪章立即派杨延修回上海筹备广大华行的复员工作，而他自己在重庆等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抽空接见了卢绪章，对他的工作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卢绪章，指示他继续以“资本家”的身份，积极经营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党组织仍归中央直接领导，由刘晓负责单线联系。随后卢绪章就以“大老板”的身份重返上海，努力使广大华行的业务更上一层楼。
杨延修先行到达上海后，租得上海滩的著名建筑亚细亚火油公司所属亚细亚大厦一层作为广大华行、民安保险公司和民孚企业公司的办公地点，广大华行成为上海一家引人注目的大公司。并利用已经设立的美国分行，立即从美国进口西药，并在国内接受客户订货。还在天津、汉口、北平（北京）、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或办事处，扩大业务经营网络，在上海创办广大药房，作为西药销售的主要窗口。广大华行由于到货早，迅速抢占了上海等地的西药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并利用这种优势，与美国施贵宝药厂和多家医疗器械厂商签订了中国地区总代理合同，使广大华行成为上海西药行业的重要企业。此外，广大华行及其所属民孚企业公司还从苏联、美国进口白报纸、五金、化工原料等，都获得可观的利润。1946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兴盛的一年，一年中实现帐面净利近百万美元。
广大华行复员上海后，由刘晓直接领导。广大华行经济实力增强了，也可以为党提供更多的经费。刘晓和龚饮冰在必要的时候从广大华行提取款项，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等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租用马思南路107号房屋（周公馆）所需的20根金条，就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1946年下半年南京局在南京中山路购买一幢楼房所用的50根金条也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刘少文还从广大华行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活动经费。
结束：完成使命，奉命清理
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改变过去鼓励进口的政策，开始全面管制外汇，限制进口，而且由于上海西药同业进口货物涌到，市价下跌，销路受阻，广大华行的业务也深受影响。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广大华行一方面争取进口配额，一方面试图发展出口业务，并打算创办航运公司，在安徽蚌埠设立面粉厂，但是由于内战日趋激烈，加上国民党特务的骚扰，计划都没有实现。于是卢绪章决定创办制药厂，通过施公猛等人联络陈果夫，与陈果夫主持的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合作创办了中心制药厂。还利用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的关系，在台湾设立广大华行分行，并合办七星纱管厂。又与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等合作设立中国毛皮公司。此外民安保险公司在迁到上海以后还投资设立了民益公司、联安保险公司等企业。广大华行都是这些公司的大股东，并掌握公司领导权，实际上都是广大华行的附属企业。但是由于受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业务经营都不很顺利，只是有利于扩大广大华行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
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烈，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加上沿海地区与内地的交通阻塞，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广大华行逐步紧缩内地分行，发展沿海地区和海外分行的业务，并在日本东京设立办事处，经营中日贸易，还派人到汉城，探索华北解放区与韩国的贸易途径。而且随着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广州转移，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也开始由上海向广州和香港地区转移，大量套购外汇，汇往香港分行。1948年3月卢绪章亲自到香港主持工作，准备将广大华行总管理处迁到香港。
“树大招风”，广大华行复员上海以后，由于业务发展迅速，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暗中调查。1948年6月负责与广大华行联系的地下党员赵平夫妇被捕，刘少文也差点被捕。为防不测，刘晓通知广大华行党组织紧急撤退，并指示广大华行放弃在台湾发展的计划，将资金集中到香港待命。于是广大华行派杨延修通知各地分行尽快结束业务，将资金汇到香港。上海总管理处由党外人士郑栋林主持，各地分行也转由党外人士负责管理，党员到香港集中。这样，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前，广大华行的资金基本上已经转移到了香港。1948年10月，卢绪章又冒险从香港飞回上海，将替党组织保存的一批黄金转移到香港。即使这样，广大华行的资金损失也达30％左右。
广大华行迁到香港以后，初拟以香港为中心开展国际贸易，还为此组织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搜集有关经济情报，为解放后新中国开展国际贸易做准备。这时刘晓等撤退到香港，在党员中开展整风学习，卢绪章等广大华行内的党员也在不同的小组参加学习。当时党组织在香港的活动经费有一部分也是广大华行提供的，曾分两次经刘晓转给港澳工委15万美元，由钱瑛转给湖北和西南地区党组织港币20万元。
在广大华行撤退到香港的同时，解放战争也是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卢绪章等广大华行内的党员同志迫切希望脱掉自己身上的“资本家”外衣，公开共产党员身分，为新中国工作。1948年11月，广大华行支部要求将广大华行结束，党员干部回国内参加革命工作。刘晓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要上报周恩来批准后才能决定。于是广大华行支部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保存这个机构，作长期打算，向海外发展；二是结束这个机构，党员干部回解放区工作。因解放区急需大量懂经济，尤其是懂国际贸易的干部，最后中央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遵照中央指示，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党外人士的股份一律清退，而党员所持股份和红利等一律上交党组织。
于是，决定留张平在香港办理公司结束清理工作，吴雪之潜回上海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做准备工作，其余党员北上，到中央报到，听候中央分配工作。1948年12月卢绪章、龚饮冰和第三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乘船北上到大连，然后转往西柏坡。其余党员干部也陆续北上，来到北平（北京）。1949年3月，卢绪章、龚饮冰带领原广大华行支部部分成员杨延修、朱祖贤、程恩树、张先成等到天津，熟悉城市接管工作，然后南下参加上海接管工作，张先成到了蚌埠又被抽调到汉口参加接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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