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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
作者：王元周
广大华行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沉潜最深的第三线地下机构，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营企业成功的典范。自从1981年吴雪之、卢绪章发表《与魔鬼打交道的广大华行》一文后，广大华行及其领导者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的事迹就时常为人们所称道。《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5期和第6期也分别刊登了伊里所写的《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杰出战士杨延修》和《从广大华行到华润公司——“红心商人”张平的传奇经历》两篇文章，涉及到广大华行的一些情况，但是作者对于广大华行情况的叙述还很不全面。所以本文拟对广大华行从成立到结束的情况作一个全面的概述，以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史实。
成立：政治无出路，经商求发展
广大华行最初是由田鸣皋、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和郑栋林五人合伙创办的一个经营西药销售业务的小公司。他们五人当时都是上海滩上的小职员。
卢绪章，1911年出生于宁波一家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由于父亲经营的米行越来越不景气，卢绪章也像当时许多宁波青年一样，还没有读完小学就于1924年到上海谋生，进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业余时间到上海总商业补习夜校（简称“商夜”）学习商业知识。
卢绪章到上海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五卅运动”，随后又有北伐战争，不仅上海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职业青年的业余生活也越来越活跃了。当时“商夜”的学生也抱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但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有如晴天霹雳，使他们顿时陷入迷惘之中。一时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他们，就组织团体，服务社会。1927年秋卢绪章等人发起组织“商夜”童子军，号召大家自我修养，日行一善。田鸣皋、张平和郑栋林在1929年“商夜”童子军招收第二届团员时同时加入。
田鸣皋，190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因父亲经营的煤号倒闭，中途辍学，进父亲任职的一家洋行当练习生，业余也在“商夜”学习英文。张平是无锡人，1925年到上海英商约克洋行，从勤杂工干到职员。郑栋林是苏州人，先在上海志和昌报关行当学徒，后转入捷江渝报关行任职员。田鸣皋、张平和郑栋林当时同被编在第二小队，由卢绪章负责对他们进行训练。
五人中只有杨延修不是“商夜”的学生，他是在1931年“商夜”童子军公开向社会招收第三届团员时加入的。杨延修是江苏泰州人，7岁到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在联义善会义务小学读了三年书，然后回老家继续读完初小，于是就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当练习生，后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经理处当职员。
当时“商夜”童子军参加了很多政治和社会活动，如1929年的孙中山奉安大典，1931年长江大洪水后的救济活动和“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期间的宣传和救护工作等等。在参加战地救护过程中，“商夜”童子军内部产生了矛盾。在战地服务结束后，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张平、郑栋林、程恩树、张一雁等一批积极分子脱离了“商夜”童子军，另组兰社。但是兰社也不能给这些热血青年指明出路，再加上缺乏经费，兰社成立不久就濒临解散。
正是在这种政治上陷于迷惘，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时候，卢绪章等人想到了经商，以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可以为将来的活动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早在1932年秋，田鸣皋看到他所任职的英商合利洋行代内地教会学校和医院采办西药和医疗器械，收取佣金，是一项投资少、易经营的很不错的生财之道。于是他联合卢绪章和在上海市商会工作的钱兴中合伙投资150元，组织了一个名叫光大行的小公司，由田鸣皋任经理。三人利用业余时间代外地客户在上海采办西药，邮寄给客户，从中收取佣金。但是光大行的经营并不如意，钱兴中要求退出，光大行开办不到一年就不得不停办。
在兰社陷于停顿的时候，卢绪章开始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经商上来。于是在卢绪章、杨延修的提议下，利用原来光大行的基础，上述五人合伙投资300元，成立了广大华行。广大华行仍由田鸣皋任经理，郑栋林任协理。五人仍利用每天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处理业务，不支薪水，同心合力，努力扩展业务。到1934年，广大华行迁到上海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五楼，并增聘了专职职工，还在闸北宝兴路中兴新村租赁了房屋，作为职工宿舍和仓库，行里也备有一些存货，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西药销售公司了。
为了同合利洋行竞争，广大华行对外还以“海思洋行”的名义招揽生意，最终迫使合利洋行在1935年秋冬之际歇业，广大华行盘进合利洋行的关店货和家具，也继承了合利洋行的客户，业务更进一步扩展。于是广大华行又在行址外挂出“友宁行”的招牌，以三个商行的名义开展业务，并开始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业务。田鸣皋、张平和郑栋林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专门负责经营广大华行，并加入上海西药商业同业公会，成为当时上海一家略具规模的小型西药行。
转变：救亡中入党，改为三线机构
广大华行成立不久，兰社就解散了，但是卢绪章等人追求进步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共上海地下党积极发动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组织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程恩树、舒自清等参加了1936年2月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不久又参与组织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
1937年6月刘晓奉中共中央委派到上海重建上海和华东地下党组织，不久重新成立了江苏省委。这时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大部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学习革命理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运动中扩大共产党组织，上海地下党组织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举办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卢绪章和程恩树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并于1937年10月由杨浩庐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租界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半地下状态，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卢绪章、杨延修和张平等人,在洋联的基础上重组合法组织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在领导华联和华联党团的过程中，卢绪章发展广大华行成员张平、杨延修、孙云海和刘声入党。广大华行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虽然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在政治上找到了出路，干劲十足，但是他们所经营的广大华行则因为上海与内地联系的阻断而陷入困境。后来租界内的形势稳定了，随着租界“孤岛”与内地联系逐渐恢复，广大华行的业务也略有起色，但还是大不如战前。如果就这么拖下去，广大华行迟早要关门，他们不得不为其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国民政府内迁，大批工厂和机关内迁，西南地区人口激增，加之是战争年代，医药自然是紧俏商品，田鸣皋和郑栋林主张向西南地区扩展业务，卢绪章等人也表示同意。于是决定由田、郑二人携带部分药品到昆明去探探路。二人于1938年初到达昆明，在昆明开设了分行，由郑栋林任分行经理。为了便于上海总行与昆明分行之间的联系，也为了扩展运输业务，广大华行成立了储运部，由杨延修任经理，经营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缅甸仰光，沿滇缅铁路到昆明以至重庆的代客运输业务。这一安排使广大华行“柳暗花明又一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对广大华行加以改组，吸收外来投资，正式成为一家股份公司，成立了董事会，仍由田鸣皋任总经理。
由于广大华行既有销售经验，又有运输通路，所以上海多家药厂委托广大华行作为自己在大后方的销售总代理。随着大后方业务的迅速发展，1939年春田鸣皋和卢绪章商议，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大后方转移，加强昆明分行。在这前后，张平、杨延修和一些职工先后被调到昆明工作。广大华行还根据大后方的市场需要，经营五金、纸张等业务，迅速积累了大量资金。
这时全国抗战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求能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坚持长期斗争。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隐蔽、巩固的方针，1939年1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一方面清理各级党组织，使之转入地下，另一方面通过江苏省委物色干部，在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
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到大后方，以广大华行为依托，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正好这时田鸣皋希望卢绪章到重庆组织分行，扩大业务经营。田鸣皋虽然也是进步青年，但是在卢绪章等人参加救亡活动，加入共产党前后，田鸣皋因为身体有病，没有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也没有发展他入党。卢绪章要想将广大华行改组为党的地下机构，必须掌握领导权。1940年6月，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田鸣皋、卢绪章、张平、郑栋林等在上海主持召开股东会，将广大华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万元。由于卢绪章会前已经将党的指示告诉了张平，所以张平在股东会、董事会上密切配合卢绪章。董事会决定总经理田鸣皋留在上海组织货源，卢绪章为重庆分行经理，杨延修为昆明分行经理，张平为贵阳办事处主任，不久改任成都分行经理，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互相支持。通过这次调整，广大华行业务重心转到重庆，为将广大华行变为党的秘密机构，完成党的特殊任务创造了条件。
1940年7月，卢绪章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在路过昆明时向杨延修也传达了党的指示。到达重庆后，在刘晓的陪同下，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向卢绪章讲明，在他接到指示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国内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国统区党的工作要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广大华行归南方局直接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卢绪章单线领导，不与重庆等地的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在开展各种业务和社会活动中，不要同左派人士来往，而要同国民党各方面的人物交朋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作掩护，以使该机构能长期保存下去。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国统区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撤退，对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也重新作了调整，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构为第一线，以一般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而广大华行属于第三线。第三线机构平时不用，保持极端秘密状态，一旦形势进一步恶化，一线和二线组织遭到破坏，要求三线组织仍能保存下来，完成各项特殊任务，并为党筹集资金。这样，广大华行就又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
既然要将广大华行改为党的三线机构，则卢绪章必须完全掌握公司的领导权。这时因滇缅铁路阻断，不仅运输业务停止了，上海总行也因内地分行没有货款汇来，没有资金进货，失去了货源基地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上海与大后方的矛盾。田鸣皋觉得当时已经形成了上海总行无法控制的局面。他要卢绪章汇款到上海，而卢绪章主张将总行迁到重庆。面对这种矛盾，经请示刘晓，最后决定将田鸣皋分出去。1941年10月，田鸣皋到了重庆，公司召开董事会，田鸣皋同意将总经理职位让与卢绪章，自己退出广大华行。田鸣皋退出后，1941年冬周恩来决定广大华行正式成立独立的党支部，由卢绪章任书记。该党支部由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先后由赵平、袁超俊负责与卢绪章单线联系。
兴盛：在商言商，广交“朋友”
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商言商”，使广大华行的力量不断壮大，1942年1月公司资本增为500万元。1942年5月召开股东会正式决定将总公司迁到重庆，新成立的董事会推举卢绪章任总经理，杨延修、郑栋林为协理。为了扩展业务，除了原有的重庆广大药房、昆明和成都分行外，还在昆明和贵阳联合有关人士成立了中和大药房和广和大药房，在西安设立分行，还在兰州设立办事处。
卢绪章等人在扩展业务的同时，也结交了社会各界人物。如卢绪章在昆明中和药房董事张军光的介绍下，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和军统少将梁若杰、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等人。施公猛还为卢绪章搞到一个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又以吴开先的名义介绍卢绪章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各分支机构也在当地广交朋友，扩大社会关系，广大华行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不仅取得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的便利，促进了业务的发展，也给广大华行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上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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